【摘要】2013年6月29日上午，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第三届全球智库峰会主论坛在北京举行。与会国内外嘉宾围绕“国际经济格局变化与展望”、“国际经济格局变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国际政治格局变化”、“国际关系调整中的机遇”等议题发表观点。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前院长蔡旭、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周文重、美国太平洋国际政策理事会总裁兼首席执行长杰罗尔德·格林等分别主持了各小节讨论。来自国内外45位专家学者发言。

一、国际经济格局变化与展望

（一）世界经济艰难复苏，仍处于剧烈的震荡和调整过程中。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将当前世界经济形势概括为“一低五高”，“一低”指经济增长放低的压力；“五高”分别指高债务风险、高失业率压力、高货币风险、高市场风险、高龄化风险。巴西应用经济研究所国际部主任雷纳托·鲍曼和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前执行董事托马斯·伯恩斯认为，在美国表示将会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后，资本流向新兴经济体的步伐开始放缓，对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侯云春认为，发达国家应该慎重选择刺激政策退出的时间、步骤和节奏。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认为，为避免危机再次发生，发达国家应加大对发展中国家资本和技术的输出；新兴经济体要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扩大内需、健全金融体系。

（二）日本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有待观察。日本综合研究所副理事长汤元健治认为，安倍政府推出的刺激政策给日本经济带来了巨大变化，使消费增长、股市上涨、日元贬值。2013年第1季度，日本经济增长较快，增长率达到4.1%。但是，如果工资和资本投资不能持续上涨，日本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将受到挑战。

（三）中国经济不存在增长的重大风险。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认为，中国经济不存在增长的重大风险。理由有三：其一，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的总债务量都在上涨，中国也不例外；其二，中国经济仍存在新的增长点，如对于准公共产品的投资；其三，中国正准备启动一系列的改革释放改革红利。

（四）中国经济发展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是机遇。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荣誉院长林毅夫认为，2020年，中国有望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升级为具有高附加值的产业。中国现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将会转移到其他国家。这意味着大量的就业机会向外转移。非洲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可以抓住这一机遇实现工业化。

二、国际经济格局变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一）为应对新兴经济体崛起，发达国家正在重塑全球新秩序。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认为，目前，美欧已启动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的谈判。TTIP一旦谈判成功，日本很可能会加入，进而形成美日欧自贸区。美日欧自贸区建成后，战后建立的国际经济秩序很可能会被架空。

（二）新兴经济体应加强合作，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欧洲改革中心外交政策主任伊恩·邦德认为，金砖国家应携手合作，重塑联合国安理会，结束西方国家主导全球治理的局面。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理事长魏本华认为，二十国集团（G20）应该研究如何将其他规模比较小的国家包括进去。日本日立综合计划研究所白井均认为，TTIP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应该促进而非阻碍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谈判。

（三）中国和平崛起将受到制度和国际秩序层面的巨大制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杨洁勉认为，为了突破这些制约，中国可以和其他大国形成五项互动：中美之间互相信任，中俄之间互相支持，中欧之间互相包容，中国和金砖国家之间互相拥有，中日之间互相协调。

三、国际政治格局变化

（一）当前国际政治格局变化呈现权力分散化趋势，两极世界变成多极世界。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周文重认为，一球多制，即一个地球，多种制度，多元共存。具体来讲，就是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模式多样化、文化多元化。

（二）美国正在实施再平衡政策，将经济、政治和军事重心放在亚太地区。马来西亚国际关系与策略研究院外交政策及安全研究所所长邓秀岷认为，中美共治是可行的，但从长远来看，中美共治不一定能解决亚太地区的问题，应该允许其他中等国家参与进来，扮演重要角色。

（三）中国只有通过改变自己，才能更好地影响世界。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张琏瑰认为，中国应该在处理国际问题过程中，更多地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逐步去除意识形态的影响。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原院长倪世雄认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新时代的需要，符合历史潮流，符合世界发展大势。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难点在于建立互信，双方应努力摆脱“战略互疑”的现状。

四、国际关系调整中的机遇

（一）世界各国应加强合作。罗马俱乐部前秘书长马丁·李斯认为，人类的行动正在影响到所有的自然环境，最大的不平衡是人类行动和自然承载能力的不平衡，各国应采取行动加强合作来解决这一问题。澳大利亚全球基金会秘书长史蒂夫·霍华德认为，世界需要一个全球宣言，宣布各国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尊重，合力解决面临的公共挑战。印度发展基金会研究主任舒布哈适斯·甘戈帕迪耶认为，新兴市场国家在经济基础上进行战略合作具有很大的空间，应加强合作争取分配到更多全球化带来的益处。

（二）进行全球治理领域的改革。法国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执行董事马克·乌赞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合力推动全球治理改革，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础上重塑全球经济和金融秩序，应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高它的代表性和效率。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霍建国认为，应增强WTO的权威性，使WTO 在协调贸易争端和跨境投资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马丁·李斯认为，除经济议题外，应扩展G20关注的领域。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中国应充当改革派，推进全球治理改革。

（三）进行结构调整，争取全球下一轮的快速经济增长。侯云春认为，各国应努力改变世界失衡的经济结构和经济格局。各国内部也应快速调整结构，尽快走出危机笼罩阴影。各国应加强合作，共同推动世界范围内的新一轮技术革命，使世界经济真正走出危机、走向健康发展，依靠技术革命迎来新一轮全球繁荣。

（四）全球化时代能够避免战争发生，世界各国将共享和平发展环境。德国国际政治与安全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汉斯·京特·希尔珀特认为，全球化能够推动各国相互理解和包容，加深相互依赖。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能避免战争发生，促进和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