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全球智库峰会主论坛“新格局、新合作、新发展”
时间：2013年6月29日上午
地点：中国大饭店一层B厅
郑新立：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早上好，第三届全球智库峰会主论坛“新格局、新合作、新发展”，第一时段，国际经济格局变化及影响，现在开始。第一小节我们用一个小时时间，围绕着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与展望进行讨论，参加这个讨论的，有来自全球智库的11位知名专家，由于时间比较短，讨论的问题比较多，请11位专家，每个人先用四分钟的时间，就这个题目，把自己最希望讲的观点讲出来，讲完之后，再就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进行讨论。
首先请来自最远的地方，来自地球的另一端，来自巴西的朋友，雷纳托·鲍曼先生，他是巴西应用经济研究所国际部的主任，请鲍曼先生发言，大家欢迎。
雷纳托·鲍曼：
谢谢，首先感谢主办方邀请我参加，我主要谈一谈金砖国家的问题，金砖国家一些特性，我想谈谈他们最近的发展，这些革命的发展速度最近减缓了，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他们依赖于本国市场和区域市场，他们也减少了使用积极财政政策的可能，特别是较几年之前而言。我们还有一个关于货币政策的担忧，特别是关于美国等国家货币政策的担忧，美国经济出现了一些积极迹象，日本也有一些，但是欧洲还没有。他们对金砖国家有一些积极的影响，金砖国家可能会增加需求，但是金砖国家的经济发展有所减缓。昨天我们也听到欧洲国家进出口的表现都较前大大减缓，这也是引起人们担忧的一个方面。美国最近表示，他们要改变货币政策，美联储在货币政策上会有所改变，对于新兴国家是一个挑战，我们已经经历了货币资本外逃，救市退出将会短期之内增加资本减少的风险。同时在美国实体经济增长也非常缓慢，这些因素在一起，我们会看到金融的资产负债表方面会出现一些新变化，对新兴经济体来说都不是好消息。金砖国家必须联合起来，携手合作，注重全球治理改革，全球治理并没有反映实体经济的发展。
第二，中长期而言，新兴经济体将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对于金砖国家来说挑战还是很大的，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共同的议程，特别是在两个方面，全球治理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金砖国家之间增强双边的交流和合作，我们有很多具体问题，可以通过合作找到方法和解决的办法。我已经在4分钟之内说到了我想说的一切。谢谢。
郑新立：
鲍曼先生发言代表了一些来自新兴经济体的忧虑，下面请来自北美的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前执行董事托马斯·伯恩斯发言，大家欢迎。
托马斯·伯恩斯：
谢谢主席先生，我想谈的是G20的问题，一般都花4个小时来讨论世界大事，对我来说，我们要在很短时间讨论这些问题，也是有挑战。很高兴参加这个论坛，我是第二次来参加论坛了。大家可能都听过，我们要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们面临着不同寻常的挑战，所以我们都在摸索着前进。大家听过巴菲特可能讲过这样一句话，当然只有在潮退的时候才看见谁在裸泳，这就是我们现在对于QE的一个看法。
在全球经济中增长有限，在过去六个月中，大家都调低了对美国的增长前景、增长布局，欧元区仍然深陷泥沼，它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新兴经济体增长还是比较令人鼓舞，区域之间差别还是很大的。同时，政治方面有很多国家进行了权力的交接，特别是我们最近也看到澳大利亚政坛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对于政策决策者来说也是新的挑战。
几周之前，金融市场还是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美国的房屋市场也有所进展，公司债券表现也良好，我们将要面临的问题是全球的经济和全球的市场将如何发展。金融危机之后，央行改变了一些传统的货币政策，一些货币政策相当于直接的资产购买。对于这些非传统的政策，它的一些效果还是值得商榷的。那么在债券的收益率方面，我们确实发现他们的收益率最近在下降。这些政策确实给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变数，也带来了价格的泡沫。过去几周，人们开始担忧，美联储伯南克表示未来两年这些资产回购的步伐会减缓。上周在中国，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不稳定的迹象。同业拆借率出现了波动，中国政府希望加大打击“影子银行”的力度，但是改革的步伐可能会引起一些波动的效果。刚才同时也谈到了金砖面临的问题，南非等国家的增速预测都下调了。资本流向新兴市场也已经步速减缓，这对于他们的增长都会有所影响。过去十年，新兴国家的强劲增长，可能在未来会受到影响。
全球经济面临的挑战需要的不仅仅是这种非传统的货币政策，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些货币政策的局限性，总而言之，每个国家在当今世界经济体系中发展，都需要加强全球治理，G20国家代表了85%的全球经济，加强G20的合作，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有益的。我们不应该采取单边方式，或是仅仅指责他人，G20应该展现领导的意愿。这需要我们采取集体的行动，而且我们是史无前例地需要这样去做，随着我们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我们真的是需要更好地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谢谢。
郑新立：
感谢伯恩斯先生的发言，他表达了对发达国家经济采取的一些政策，特别是对QE政策变化，对世界经济影响，表示一些忧虑，下面请来自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先生发言，大家欢迎。
樊纲：
谢谢主席先生。我想用三分钟的时间，而不是四分钟的时间，来谈一谈流动性过多的问题，我们世界上的钱太多了，在经济危机发生之后，所有的国家都采取了不能说是非常松散的货币政策，至少是一个刺激性的货币政策，所有的国家都在印刷更多的货币，然后新兴市场国家，大多数新兴经济体改变了他们的政策，因为他们的经济增长还是不错的，对于中国来说，他们也是增长过热，中国的政策也是过热的，所以我们将我们的货币政策收紧了，但是所有的发达国家，尤其是那些遭受危机的国家，继续地放松他们的货币政策，包括美国、欧盟、日本，他们也表示会有一个长期的比较宽松的政策，不仅仅是对于现在，而是15年、20年，甚至对于日本来说，甚至加快了对这种宽松货币政策的使用。所以整个世界就造成了流动性过多的局面，而且已经发生了有一段时间了。
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来说，我们要理解、要明白这个政策的重要影响，以及流动性过多的影响。资本和金融市场将会出现不稳定的因素，资本将会以一定的速度流入、流出我们的市场。中国在金融市场有一些问题，之所以有这些问题，就是资本流入的突然下降。从上个月还有180亿，这个月只有130亿了，这种急剧的下降，使得市场的资金供应突然减少，带来了金融系统的一些问题。中国有很多改革正在进行当中，但是有一点，我们一定要记住，就是我们在这个非常不稳定的环境当中，一定要小心谨慎。作为一个新兴市场国家来说，我们要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当中去解决这个问题，怎么样管控全球的流动性，我们要去处理危机，我们要实现经济复苏，但同时我们也必须要避免流动性过多的局面。一个国家的宽松政策可能会对其他国家也造成影响，并且引起全球货币市场的流动性，以及不稳定的局面。这是我看这个变革世界当中的问题，谢谢，我希望我只用了三分钟。
郑新立：
谢谢樊纲先生的发言，他表达了对货币流动性变化的忧虑，前三位学者发表的意见，都是对全球经济形势表达了他们的关心和忧虑，下面请来自印度发展基金会的研究室主任舒布哈适斯·甘戈帕迪耶先生发言，大家欢迎。
舒布哈适斯·甘戈帕迪耶：
感谢主席先生，我也想感谢组织方邀请我来到这里，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我对这个会议印象非常深刻。前面三个演讲者都讲到了全球市场这种改革，因为时间不多，所以我就不再重复他们的意思了。我要谈一下非常具体的问题，我对这个问题也是抱了很大的希望。我真诚地感到，我们新兴市场国家在经济基础上进行战略合作有很大的空间，我觉得这一点非常有希望。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我们要看到因为这个危机，所有的国家都开始更加依赖于自己的内需，而不是出口市场，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好的，因为如果拿印度来说，还有中国，还有非洲，我们这些经济体有一种两重性。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地扩大内需、扩大人们的收入，同时我们也有很多的劳动力正在进入劳动力市场，但是现在出口却不景气。所以对于印度来说，我们就要改变这种局面，对于其他的新兴市场国家来说也是如此，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有希望的。我们的市场现在越来越具有多元性，尽管发展非常快，但是很多地方还是非常落后的，购买力不强，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面临着这样问题的经济体就不能够过多地依赖于出口，要更多地实现市场的融合发展，自己的市场扩大内需。
第二，有些部门正在实现开放，因为我们是很有劳动力优势的，对于这样的市场来说，我们也有很大的市场，一个是卫生，一个是教育，这两个市场是非常有潜力的。因为我们要发展，我们的人口都非常多，我们要培养他们的技能，不管是基本的技能还是高技能，所以印度在卫生方面投入了很多的私人资金，我觉得在这方面，将会是一个重要的增长点。
最后，我看到这些国家都需要进行很多的政策改革，我希望政府能够理解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新的调控设施，不是一个非常严厉的管理，而是需要一个更加灵活的这种管理措施、监管措施，我觉得这一点我们可以进行更多的讨论，刚才您也提到了全球市场的这种改革。谢谢。
郑新立：
谢谢舒布哈适斯·甘戈帕迪耶先生的发言。下面请侯云春先生发言，来自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原副主任，大家欢迎。
侯云春：
谢谢主席。我用四分钟时间讲这样一个观点，深刻反思，抓紧行动，努力解决影响全球经济健康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尽量地避免推迟或者减缓下一次经济危机的发生。对于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这几年大家一直在进行深刻的反思，这是两次技术革命之间的一次低潮，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在上次IT革命之后给经济带来的繁荣，随着技术革命的高潮消退，采取了一些刺激经济的吹泡沫措施，泡沫破灭之后，发生了经济危机、金融危机，这个时候，各个国家又采取大力度经济刺激措施。这些年各个国家对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经济刺激措施过分依赖，我一直讲，经济刺激措施救急不救命，治标不治本，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是应该抓住经济刺激所赢得的这些时间和喘息机会，解决影响全球经济健康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使经济发展走向健康发展的轨道。今后应该尽量在这几个方面继续做出努力。
第一，慎用经济刺激措施和慎重选择刺激政策退出的时间、步骤、节奏，在保持经济避免过度下滑的情况下，防止靠经济刺激政策所带来虚假的景气和繁荣，以免大家产生错觉。
第二，抓紧进行结构调整，改变失衡的经济结构和经济格局。
第三，深化改革，重塑全球的经济和金融秩序。
第四，也是最根本的，抓紧进行新一轮技术革命，真正走出危机，走向健康发展，带来新一轮繁荣，依靠技术革命。
郑新立：
谢谢侯云春先生，他提出很好的建议，怎么能够尽快地从危机中间走出来，而且避免下一次危机发生。下面有请来自波兰的格热戈日·科沃德科先生，他曾经担任波兰前副总理、前副部长，现在是波兰转型、一体化和全球化经济研究所所长，波兰在东欧国家转型中间比较成功，格热戈日·科沃德科先生带来东欧国家经济转型的成功经验，欢迎科沃德科先生发言。
格热戈日·科沃德科：
感谢主持人先生，波兰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波兰不愿意被称为新兴市场国家，当然这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词汇，尽管我们遭受了很多批评，但是我们看到世界上的主要国家，包括中国，还有一些增长非常快的经济体，他们增长的非常快，但是我们现在却落后了，那么我们看到，他们也在努力地去规避这个风险。这当中的一些概念就是解放经济，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他们要多长时间才能够成为一个新兴国家，必须要解放经济才能够去赶上世界上主要经济国家，不断提升我们国家在工业、管理、小微金融方面的竞争力，还有在企业竞争力方面，还有政治的决断力、文化这些方面的竞争力，这是我提出的一个可以从中国这些国家当中学习的一些成功的经验。所以我们有很多可以从中国学习的，我们来到了伟大的城市北京，我们想问问法国大革命对于中国有什么经验和教训，我们现在在讨论的是世界的未来，所以如果只是考虑未来的几个月或者几个季度会发生什么，似乎是一种短视不明智的做法。我们从更长远看，可能是资本主义的危机。我们在一些新兴市场国家也看到了一些国家资本主义的做法。唯一的出路就是社会市场经济，我们这个世界如何才能实用的经济活动和社会融合结合在一起。我曾经发言说到，20国集团，实际上不是20个国家，而是15个国家，包括7国集团，金砖国家，加起来就12个了，加上欧盟，欧盟周一的时候就会有28个国家，因为克罗地亚要加入，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也是15国集团之内和欧盟当中的。所以15个国家加上28个欧盟国家，就有40个国家，这就是全球GDP的80%，以及人口占很大比例，因此他们能够对全球经济秩序良秩等等做出很多贡献，我想中国从中也做出很多贡献。中国自然而然发展了它的经营模式。中国所考虑的并不是为未来短期几年设定全球议程，而是为长期设定议程，就能看到在拉美、非洲，都在不断地发展，拉美、非洲、东欧国家，他们都是想从中国经验当中学习到一些经验。我们认为中国在处理问题方面，比起美国在处理20年代、30年代经济的问题时候表现得更好，我们并不认为这个世界存在无法避过的风险，过去几年当中，注入很多流动性，流动性已经太高，但是所接收的能力是有限的。
关于经济管理，最关键的就是要提升有效需求，使得企业家能够受到鼓励，来继续进行投资。因为现在企业家表现得比较保守，他们没有办法使用他们自己的能力。在未来，我们要放开，我们要忘记这种保守做法，不然整个世界不会增长，中国未来几年不可能保持高增长，所以我们必须降低经济增速，必须采取不同的视角，我们要为未来几代人所考虑，而不是要追寻最大的GDP的增速。这会限制我们未来发展的空间，会给我们带来一些生态环境方面的挑战，这将是我们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所以我们在20国集团当中，也期待着中国以及其他国家能够扮演领导者的作用，我希望大家能够看看我这本书，我非常高兴，我也会有一个中文版的书。谢谢。
郑新立：
感谢格热戈日·科沃德科先生发言，两个国家发展过程当中互相学习、互相借鉴，下面请李稻葵先生发言，李稻葵来自清华大学金融系主任，非常活跃的年轻学者。
李稻葵：
非常感谢，但是我之后要说中文，我想在中国讲英文会扭曲我的意思。题目非常简单，也是我的观点。中国正在误读中国经济，错误地解读中国经济，为什么这么讲？最近半年多以来，国际投资者尤其是华尔街一直在讲一个道理，那就是中国经济是当前世界经济的一个重大的风险区，甚至是最大的风险，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逻辑非常清晰、简单，就是一张图，这张图表明从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到现在，中国经济信用总量加债务总量，占GDP比重，百分之百上升到百分之二百，翻了一番，因此中国经济必须经历一个去杠杆化的过程，这个过程非常痛苦，将带来极大的经济社会动荡或者冲击，增长速度会放缓，逻辑非常清晰，但是不对，是错误的。过去半年以来，我一直在各种场合，纽约、伦敦、东京、首尔都开各种会议，跟他们在讨论、辩论，主要是三个理由，讲三个相反理由。
第一，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世界的基本趋势就是这样，为什么？全球主要国家都是在扩大政府债务，都是在扩大央行的资产负债表，通过这种方式来应对金融危机，如果把央行和政府债务加私人债务捆在一块儿，主要国家并没有减少债务水平，而是上涨。中国经济符合这个趋势，当前世界大潮流当中，谁不符合这个趋势，经济逆向行动，反而出现问题。
第二，中国经济自身理由，中国经济当前增长点还是非常明细，当前增长点在准公共产品，包括城市建设，包括地下管网建设，包括空气清洁，整治空气，包括水的处理、水利建设等等，一些准公共产品都需要投资，这些投资完全可以通过创新引导一部分的民营经济进入到投资领域，因此这些产品本身并不是严格意义上讲的公共产品，可以部分通过创新、收费的方式来引导投资的。因此中国经济在未来一段时间仍然有保持一定增长速度的这种空间和潜力。
第三，最重要的理由，中国经济的金融体系的确出现了一些问题，国有银行的确贷款增加速度非常快，的确出现了钱找钱、钱追钱这种空转的情况，问题在于需要马上启动一系列的改革，通过改革解决这些问题把呆账、坏账剔出去，不让呆账、坏账影响正常资金流动。同时地方财政应该启动重组，给地方财政找到比较可靠新的税收来源。与此同时，民营经济当然必须要大规模松绑，引导民营经济进入短期一些准公共产品投资领域，我相信下半年7月份马上开始，国家层面会开一系列的讨论会，讨论下半年经济工作、经济政策，八九月份、九十月份也会讨论改革，所以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一个改革的制度变迁的一个新的季度，这个季度七八九，可能还要拖到第四季度，十月份，将会出现一系列的改革动作和信号。到了那个时候，全世界动中国经济解读将会有所不同。谢谢各位。
郑新立：
谢谢李稻葵先生的发言，他讲到中国经济发展不是像有些错误解读，认为出了很大问题。现在有些观点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已经第三次冲击波，第一次冲击波，美国金融泡沫破裂，第二次冲击波是欧洲债务，第三次冲击波轮到新兴经济体。现在看来，中国围银行出了一些问题，但是我们的银行系统是健康的，中国内需欠的很大，包括这两年有一张表，中国货币发行量很大，M2相当于GDP的190%，另外还有一些数据。以银行作为主要融资工具，M2相当于GDP都比较高。日本比例是230%，荷兰是220%，中国是190%，比例差很远，中国直接融资，资本市场发展程度比较低，M2是合理，消除中国经济误解。稻葵的观点很对。
下面请林毅夫先生发言，世界银行曾经担任首席经济学家和副行长，具有国内和国际经济视野，下面掌声欢迎林先生发言。
林毅夫：
我完全赞同李教授的分析，包括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潜力，我也想进一步地给大家探讨一下中国发展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机会，中国的GDP预计2020年比2010年翻番，2020年的时候，中国的人均收入将会达到8800美元。2020年的时候，我认为有可能达到一万二。根据联合国的标准，中国可能会成为高收入国家。对于非熟练工的月均收入大约人均400美元，到2020年的时候，每一个非熟练工可能都达到1000美元，这是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将成为高附加值的工业，同时将带来一个黄金的时机，特别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进入劳动密集型产业，像1960年代的日本，日本的人均收入上升之后，给亚洲四小龙带来了机遇，实现了工业化。
80年代四小龙的工资收入上升之后又制造了机会，使中国大陆进入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现在轮到中国了，但是也有不同，在60年代，日本的制造业工人是970万。80年代，韩国是230万，台湾、香港等也都比这个要少，但是中国现在的雇员是8500万，在制造业中。当这些就业机会转移到其他国家，会有一个黄金的机遇，使很多发展中国家能够开始它们的工业化，这不仅是个理想，而是确实会发生的事情，我在世行工作的时候，一开始提这个观点，很多人认为非洲国家不可能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并且向国际市场出口。埃塞当时前总理，我跟他交流，希望他能够挖掘这样的潜力，他在2011年8月到中国，邀请中国的制鞋业企业到访亚的斯亚贝巴，说服他们在这里进行产业转移，并且立即派86个埃塞工人到中国来受训。但2012年的1月，他们在埃塞设立了两个生产线，雇佣了600工人，之后开始生产鞋，向美国和欧洲出口。在2012年，12个月之后，他们向世界市场出口量翻了一番，并且雇工人数达到2300人。今年现在达到4000多人。
非洲国家和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可以抓住这个机遇，来实现工业化，我们也可以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来开始工业化，谢谢。
郑新立：
林先生的发言表达了对世界经济前景的乐观的预测，这跟前面的发言表示忧虑不同，所以林先生的发言向对我们的会场吹进了一缕春风。应该发展中国家的资金需求和发达国家的资金结合起来，将是拉动全球经济复苏的强大力量。林先生的预测很乐观，表达了我们世界经济走出困境的一个方向。下面我们请来自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驻中国经济学家卜安德先生发言。大家欢迎。
卜安德：
谢谢主持人，谢谢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我不是太悲观，也不是太乐观，我会讲讲一些现行的趋势，我们能做些什么。可能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一谈。谈谈我们的劳动生产率，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主要依赖于使我们的劳动力更加具有更强的生产力，可能一般谈一谈就业率等等。事实上我们要谈的是他们的生产能力。在美国看到了非就业增长，就业创造的数量非常少，事实上就业是很多GDP增长的动力，但是我们的就业属于历史低点，在欧盟就业率有些地方是负的，这主要是因为生产力是低下的。相对他们的收入也非常低，制造了很多社会动荡，但中国而言情况不同。
在过去十年，生产力的增长导致了90%的经济增长，现在的挑战是中国的生产率开始下降，并且相较于发达国家而言，它的增长复苏非常缓慢，全球都是如此。我们每年都做一个全球CEO的调查，CEO每年都非常关注创新和人力资源投资，我们应该怎么来做，首先要有政策来促进人力资源的发展，加强教育等等，并且鼓励创新，使得劳动力能够很快使用新技术。中国在这方面还是有很多可以做的，政府现在应该发掘这方面的潜力，在这里智库可以发挥作用，我应该应该向全球的劳动力投资，提高生产力，才能够使我们的经济得以持续地发展。
郑新立：
谢谢卜安德先生发言。下面请来自法国的马克·乌赞先生发言，他法国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执行董事，这个委员会雄心大志，要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下面请乌赞先生发言，大家欢迎。
马克·乌赞：
谢谢邀请我参加这个全球峰会，我想就刚才大家说的谈几点我的观点。国际金融体系在金融危机之后经历了一些变化，区域的金融体制也发生了变化，这对于接近于IMF等架构上的现有体制提出了巨大挑战，对布雷顿森林体系也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国际经济的发展和国际货币体系发生的变化，使我们看到新兴市场的发展，但是新兴市场的货币没有发挥重大的作用。国际治理的效率有待提高，希望建立新的体制来基于已有的布雷顿体系的基础上来改变现有的体制。
IMF的机制是由各个国家根据他们的实力来进行投票，有他们的投票权，现行的体制效率非常低下，而且它的代表性并不是非常公平，所以IMF必须进行改革，提高它的代表性以及效率。G20是一个主要论坛进行经济合作，主要针对国际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政策协调，这个机构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在欧洲，欧洲稳定机制的建立等等正在帮助解决区域性的问题。在亚洲我们看到清迈倡议多边化等等这样的机制安排，这些都是区域性的一些机制的发展，应对金融危机后的影响，我们需要不断地更新我们的机制。同时我们看到在全球保护主义在抬头，区域性自由贸易的安排正在不断发展，一些传统的做法现在正在逐步地得到改变，所以我们应该更加进一步地来应对这种保护主义的趋势。各个国家之间有他们自己的情况，我们应该采取不同区别的对待方法，不同国家的市场情况不同，新兴国家它们的市场发展非常快。
郑新立：
好，谢谢马克·乌赞先生的发言。最后我们请出日本综合研究所副理事长汤元健治先生发言，大家欢迎。
汤元健治：
感谢主持人，我想重点谈谈日本的经济及其潜力，大家都知道，我们看到要综合考虑货币政策以及增长战略。安倍政府的这种经济政策在二十年后的经济不振之后，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第一方面，他已经对金融市场以及日本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带来的新一轮的量化宽松政策。一开始使得日元急剧的贬值，股市的上涨，但是持续的时间不长，因为美国又引入了QE3。日本的消费者情绪有了大幅的改进，在第一季度经济增长了4.1，是非常快的，但是也是因为消费的增长。但是如果工资不持续上涨，资本投资不持续上涨，下一步就实现不了可持续的增长。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原则的好处，第一，可能会实现7%的增长，但是这种增长在明年也会持续下去。第二，各个公司都在进行投资，非常好地利用政府的增长政策，从今年的下半年开始到明年，各个公司的投资都会继续增长，因为这个原因日本的经济将会得到3%的增长，这也将会是各个发达经济体当中最高的。但是日本如果还是依赖货币政策，将会很难实现持续的增长，任何一个政府、任何一个央行都不能够通过，不能够通过这样的货币政策来进行很好地管控。所有的经济实体，比如说企业、房产的公司，它们都要从内部进行改变，他们需要对日本的经济做出贡献。还有安倍政府的一点重要的原则，就是他们采取积极的政策，使得全球市场，使得日本的市场能够更快地恢复。从本质上来说，如果这种增长的战略能够使得日本的经济确实实现缓慢的增长，即使只有中国的一半，我们也能够看到它将会带来很好的效果，而且需要进一步放开管控，需要促进经济的增长。
我认为这个增长战略当中有几点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它是分地区来实施的，不同的地区它的公司税是不一样的，而且我们采用了新的就业系统。第二，我们对这私营经济的结构进行了调整，为日本的公司并且加上外国的公司提供更多的商业机遇。第三，促进中日韩三国之间的经贸联系，我非常坚信日本能够在亚洲的经济当中实现可持续的增长，这需要基础设施建设、需要金融方面的增长，我们在技术方面有优势，这能够促进我们的增长，也能够促进中日韩经济联系的加强。第四，要促进教育、能源、卫生、基础设施、尖端技术和农业的发展，这是我们的重点领域。但是我相信安倍的经济政策也能够对整个亚洲和世界的经济增长做出一定的贡献，有一定的好处。谢谢。
郑新立：
非常感谢汤元健治先生的发言，我们发言的11位专家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表达了非常精彩各有特色的观点，对全球治理、全球经济的走势表达了很多看法。概括起来有这样几点，是大家在讨论中间比较关注的。
第一，只要我们汲取2008年的金融危机的教训，总结经验，积极行动，第三次冲击波是可以避免的。
第二，要想避免新的冲击波，新兴经济体要加快经济体制的改革，要扩大内需，要健全自己的金融体系。这样在美国退出QE之后，经得起金融冲击，保持自己银行系统的健康的运行。
第三，发达国家应当加大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技术的输出，把自己的资本技术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巨大的需求结合起来，这样既能够发挥自己的优势，取得更高的投资效益，也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来发展，取得互利双赢的效果。只要我们共同面对我们的问题，共同采取措施，共同合作，而不是采取贸易壁垒、以邻为壑这样的方法，而采取合作的方法共同应对，全球经济走向复苏的前景还是存在的，我们应当为美好的世界经济的前景，发挥我们智库的作用。
今天第一时段的讨论到此结束，谢谢各位专家的积极的参与，谢谢观众的聆听，到此结束。
蔡旭：
各位上午好。现在我们进行第一个论坛的第二小节，我是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的前院长，我叫蔡旭，首先我非常高兴能担任这次非常重要、非常著名的讨论的主持人，我们要讨论全球经济格局的重要的变化以及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大家都有日程，在之前的讨论当中已经讨论了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以及他们的展望。在这个小节的讨论当中，我们将会讨论这些变化将对国际关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尤其是对不同的地区和我们的不同经济结构和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要将这些问题和全球治理结合起来讨论，要讨论这些变化的经济环境会给我们国家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的经济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汇率和投资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世界贸易组织也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今天有非常有名的专家在参与讨论，因为我们的时间非常有限，总共只有一个小时，而有11位嘉宾要进行发言，所以真诚地希望每一位嘉宾只进行3分钟的发言，这是第一轮。我们还可以有第二轮，你可以再补充一下，如果你还有什么想说的话，或者是也可以在不同的嘉宾当中，可以请不同的嘉宾进行交流、评论，这是我希望今天的讨论采取的方式。如果有时间我也希望能够提一些问题，我不会去总结他们的发言。为了节省时间，先请陈文玲女士进行发言，她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总经济师，请陈文玲女士。
陈文玲：
谢谢主席先生，我今天发言的主题就是世界越来越面临相同的问题和风险。世界经济要走出迷局，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由于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对世界经济产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影响，这些影响不仅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也同样面临着这些影响。所以概括起来三分钟的时间很短，概括成现在面临的“一低五高”，所谓“一低”就是经济增长下行、经济增速放低的压力，经济增速放低不仅是发达的经济体，发展中国家现在经济也在下行。中国去年GDP增速7.7%，今年预计7.8%，但是能不能达到8%，这也是一个未知数。按
所谓“五高”，第一，我们面临高债务风险的压力，高债务风险，美国已经超过它的GDP总和，日本占到了239%，欧洲的许多国家也超过了100%，有的甚至是300%。中国也存在着地方债务的风险。
第二，高失业率的压力。现在美国、日本、欧洲几乎所有的经济体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中国失业问题特别是高素质人才的失业问题，现在的压力也很大。
第三，高货币风险的压力。刚才樊纲先生体到了，全球货币注水，特别是美日欧三大经济体同时注水，这个问题非常严重。造成了货币泛滥、流动性贬值，而且货币的信用含量越来越低，货币的黄金含量越来越低，而货币的水的含量越来越高。
第四，高市场风险的压力，现在的市场出现了很多逆向的调节，过去美元贬值，黄金和大宗商品升值。现在美元贬值、日元贬值，包括英镑也在贬值，黄金也在大幅度贬值，但是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度下降、暴跌，这是和以前的市场风险规定完全不同，完全是反向的。因此这些风险压力也加大。
第五，高龄化的风险，现在也不仅是发达国家，日本的高龄化女同志89，男同志79，中国的人均年龄74岁多，而且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的比重已经达到14%。所以高龄化的问题造成的社会的压力现在正在向全球蔓延。所以整个世界“一低五高”，造成了非常严峻的挑战和风险。克鲁德曼曾经说过，经济学家只有一个样本，就是历史。黑格尔也说，人们从历史中学到的最大教训，就是人们从来不会从历史中学到教训。所以有的还仍然走着以前的老路。
上一轮金融危机，我记得格林斯潘先生曾经说到，导致金融危机的最主要的原因是货币贬值，是十几次降低存款利率、增发货币。现在美国仍然走在原来的老路上，日本1985年广场协议，美国等十国签订了广场协议，日元大幅度升值。但是在贬值的基础上，升值不能解决日本的问题，贬值难道就能最终解决日本的问题吗？谢谢各位。
蔡旭：
谢谢您，谢谢您讲的言简意赅。现在请欧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丹尼尔·格罗斯先生发言。
丹尼尔·格罗斯：
全球经济下滑，全球化趋势可能会有所改变，在过去的十年当中，中国的以及亚洲其他国家传统发展模式，就是其他的亚洲国家给中国经济投入很多，但是在中国生产的东西附加值非常低，所以我想增长模式会改变，因为现在中国的经济复杂程度更高了，中国的劳动力素质更高，所以在未来，全球化的模式可能会有所不同，我想现在中国将会生产出更加复杂、更加尖端的产品，这样一来中国的经济将会与世界经济融合度更高，而且中国的消费者也会从海外进口更多的制成品，所以全球经济的模式会有所改变，不是由其他的国家向其他一个国家输入原材料，让它进行生产，而是大家一起来生产。所以中国的发展模式会改变，尤其是在教育方面的发展、在服务业方面的发展，中国本土就能够提供一些复杂的投入。对于外国的经济来说，这也意味着他们要做出改变，他们也要做好准备迎接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他们现在可以主导市场，但以后会有更多的竞争，包括和中国竞争市场。所以历史交给我们很多的教训，一些做法会改变，所以政策决策者必须要理解到目前的世界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如果他们还用过去的心态和看法来看，他们就没有办法做出很好的调整。谢谢。
蔡旭：
谢谢丹尼尔·格罗斯先生，现在请澳大利亚全球基金会秘书长史蒂夫·霍华德先生发言。
史蒂夫·霍华德：
谢谢主席，我非常的高兴再次回到全球智库峰会，看到很多的老朋友，我会谈得非常的简短。首先想向峰会做出我的祝愿，之后发表我的意见。首先是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先生的问候，因为在三天前，他的政党再次把他当选为总理，所以他非常的忙，他本来要参加峰会，但是他向峰会发来了致词，我要向所有的与会代表致词，向中国的好朋友致意，这是陆克文发的致意。
第二部分是讲我第二次参加智库峰会，在过去的一天我听到了大家充分睿智的发言，他们都是很重要的人物，包括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还有李源潮副主席以及曾培炎理事长、基辛格博士、拉米先生。昨天晚上还有前国委唐家璇给大家举办的晚宴。这样的场合在西方不常见，有时候在西方人们年纪变大、变得很聪明的时候却被放逐了，不那么被重视，但是在中国却不是这样。
我有三个看法，首先在之前的峰会上也讲过，世界需要一个全球的宣言，必须宣布相互之间相互依存。大家都看到过这个词“相互依存”，但是我想就“相互依存”发表一个全球宣言，要有一个互赢的伙伴关系，互相依存和互相尊重。这样的全球宣言应该承认我们是处在一个多极化的世界，都只是在治标不治本，我们的政治架构落后于经济一体化的需求之后，在这方面是有风险的，有可能后退，因为世界上面的人民不愿意接受这样一种不平衡发展的现象。
第二点就是如何做到这一点，必须要进行改革，要升级20国集团，让20国集团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它必须主导变革，不应该是一个技术家的结合，应该成为领导者。我们应该考虑如何改善20国集团是最佳的平台，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很成功，在世界经济唯一爆发的时候很好，但是现在没有完成他的使命，所以我们希望20国集团能够改变其他的国际机构，让大家意识到这是一个新的多极化世界。新兴市场国家是国际社会的重要成员，这是一个新的对话、一种新的文化理解、一种新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谈判的技巧是什么这是我最后一点要说的，中国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新兴市场国家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智库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中国现在已经来到了国际舞台上，它现在是一个经济大国，有很多的责任，因此它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和其他的国家一起发出声音，而国际社会也应该聆听中国以及其他新兴国家的声音，来对于一个新的全球治理架构。很多的新兴国家都没有正确认识自己在这当中所拥有的权利。我们看到20国峰会及其他类似的峰会当中，他们在讲的还是关于旧的世界，而不是新的世界，所以必须要找到这样的新的一座桥梁、一条道路，不仅仅是关于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像金融不稳定等等，我们应该找到一种办法，来讨论这种对话，这种会议，怎么样能够发挥真正的作用。
最后一点，如果和中国共同进行合作，包括通过智库与中国的政府来进行合作，因为一个20国集团对外宣传的一个活动，使得20国集团能够进一步提升它的作用，来改革其他的国际机构，包括世行，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布雷顿森林其他的机构等等，在这方面中国已经扮演了中心的作用，我们愿意和全球伙伴，包括中国一起开展这样的对话。谢谢。
蔡旭：
谢谢霍华德先生，现在请霍建国先生发言，他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的院长，霍先生。
霍建国：
各位嘉宾，大家上午好，我就会议确定的几个主题谈一下个人的看法，一个是关于世界经济，一个是关于全球化，还有一个是关于全球治理，或者多边贸易体制问题。
关于世界经济，目前看全球经济仍然处于一个剧烈的振荡和调整之中，这就说明全球经济至今仍没有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主要原因：此次危机，政府干预过度，导致了市场的功能失灵。这个调整尚需要一定的时间，政府功能的各种政策的退出，以及逐步再把市场恢复起来，这还是需要时间的。与此同时存在着政府干预政策的不公平，这也是一种新的现象，很多政策并不是完全出自一种公平的方法，而是被某种利益集团和跨国公司所驾驭，导致这种政策本身制造了环境的一些差异，这一点影响了整个民间的一些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受到了压抑。这两点问题，现在看来是整个根本性的一些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的矫正难度也是比较大，恐怕各国都要反思其各自的政策。
同时，在全球很多政策的协调性上，能不能形成一些共识。另一个就是全球经济格局确实发生了变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24个新兴的发展中工业国，它占的比例现在直线上升，因为这十年，G7从66已经降到24，24国已经从16降到9。这是一个新的增长趋势，所以在新一轮的全球治理当中，必须要考虑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现在矛盾在这一点，原有的发展中国家还想维持原有的规则、制度，新兴的国家在原有调整中，提出他们新的利益诉求，如何兼顾这一切，否则形成的这种新的对立，是不利全球经济平衡发展或者是环境的发展。关于全球化，实际全球化本身并没有问题，全球化确实推动了全球的资源配置和技术进步，但是全球化存在着两个缺陷，一个缺陷就是快速发展的全球化，跨越国境的贸易和投资，对于它的协调能力、协调机构是滞后的。也就是说不管是世贸或者国际其他的一些组织，对于目前的跨境投资、贸易争端其实是无能为力的，缺少一种全球的权威性，而表现的形式又变成了各国各自的规章制度、法律法规，在那儿进行贸易制裁或者进行贸易限制，这个实际上无法保证全球化的一种平稳发展，所以这一点还要再次加强国际多边协调机构的权威，特别像世贸，一些文发、贸发，要给予他们一定的权威、授予一定的权力，使得他们能够在协调全球的贸易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也是在未来新的全球治理当中必须要加强的一方面。
全球化的另一个问题还处于探讨中，全球化给人的感觉似乎更多的利润都流向了大型的跨国公司，在利益分配上出现了了不均衡。表面上发达国家有一种认识，认为是发展中国家利用了全球化，加快了出口，好像获取了更大的出口利益。但是特别从最近全球价值链的研究可以发现，真正一个产品从头至尾的全价值链解剖开来看，获得利益最大的并不是发展中国家，而是大头都在发达国家，就是做了制造和出口，但是下游的仓储、批发、零售以及一些品牌销售。这些利润会占到整个产品价值的最大部分，iPhone的利润就是最典型的。这个就导致了目前的全球化，一些NGO一些部门机构对它有意见，最大众或者最基层的很多消费者没有受益，这也是下一步要纠偏的因素。
所以这些问题，除了在认识上大家达成共识之外，更主要的各个国家应该避免大国竞争或者区域竞争的心里，不断地在加强支持自己的国家范围的发展，或者自己国家不足，扩张到FGA，在周边扩大更多的伙伴，形成排他性的集团，这是非常高的风险。如果我们记得历史，可以回忆一下，一次大战和二次大战前当时的世界格局的变化所导致的情况。所以大家还要回到包容增长、合作、加强全球治理这方面来，我就说这些，谢谢。
蔡旭：
谢谢霍建国先生，他谈到了很多全球治理的问题，下面请刘遵义，中投国际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请刘遵义教授。
刘遵义：
谢谢主席，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因为只有三分钟，所以我还是用英语来讲，我讲英语比较快一点。我将谈一谈国际变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第一点是关于中国经济的兴起，中国经济十年前占全球GDP只有4%，现在是11%，现在占国际贸易是11%，但是中国人均的GDP只有6000美元，仍然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占美国GDP的1/8。中国在科技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进展，包括神舟十、神龙号深海探测船、天合超级计算机，但是中国的技术仍然落后于美国，所以现在说中美共治是太早了。但是任何全球事务比如说应对气候变化、促进多边谈判、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全球和平和繁荣，都需要有美国、中国的共同支持，否则是不可能成功的。只有两国共同积极支持和参与，才有可能取得成功。所以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在阳光之乡的会见非常重要。东亚的经济体在相互之间的交易越来越多，远远超过了和北美、欧洲交易，所以可以看到东亚经济和世界经济的不平行的发展，在2008年之后，东亚经济发展较世界来说是非常好的，在发达国家看到了长期的衰退的滞胀。
还可以进一步加快东亚经济体和多边安排，比如说有10+3、10+6，还有清迈倡议。中国的经济发展在进行着变化，它越来越多的受到国内需求的促进，而不是主要依赖于出口，将越来越多依赖于创新，中国正在逐步从世界工厂转向世界新的增长，中国的贸易对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顺差正在下降，并且会逐步下降，最后中国的国际贸易格局将趋向平稳。
人民币的发展，在2009年以后，开始在国际交易中作为结算货币，现在中国16%的国际贸易是以人民币结算的，使用人民币来进行国际贸易的结算会继续增长，特别在东亚，这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这种做法减少了操作的成本和外汇风险。1994年以来，人民币在经常性账户下就可兑换了，有望在将来五年资本贸易下可以自由兑换，也许可以在这方面再增收一些税费，来阻止短期内的跨境资本流动，谢谢。
蔡旭：
谢谢，你谈到了人民币的问题以及中国的增长，刚刚好3分钟，非常感谢。下面请马丁·李斯，罗马俱乐部前秘书长。
马丁·李斯：
谢谢主席先生，我想用几分钟谈一谈实体经济的一些基本要素。智库的作用就是要帮助减少政策错误，我提出一些问题，可能是被人们所忽视的问题。现在面临体制性的问题和我们之前面临的挑战是不同的，新的治理和合作模式正在出现，所以我们的挑战是相互联系的。事实上这次智库峰会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不能用二十世纪的旧体制解决二十一世纪的问题。
我想谈一谈两个方面，首先是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从70亿增长到90亿，将是一个巨大的改变，事实上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如果年轻人能够有足够的就业，就业的挑战是巨大的，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是一样，对法国而言，这是法国政府的头等挑战。还有一点，年龄结构的变化在我们所有的国家，这些变化都会影响我们的经济发展、影响经济潜力和贸易。人口老龄化在欧洲就是这样，在发展中国家大城市中有很多年轻人，未来经济的发展和稳定将会受制于环境和资源的压力、资源的缺乏等等，资源能源方面的结构将会出现变化。人类的行动正在影响到所有的自然环境，最大的不平衡是人类行动和自然承载能力的不平衡，必须迅速采取行动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以为世界经济自然会无限地增长，所以所有的这些能源的消耗和污染在2030年会较现在翻番。和平、繁荣和发展的前景，并且满足90亿人口的需求，将会是非常大的挑战，将为决定我们的经济是否可持续发展。
昨天有人说怎么把取得繁荣和保持环境的稳定两个目标结合起来，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可以把G20这样的机制作为重要的手段，G20是脱胎于原来的一个G7的经济增长的会议，我们不能偏于经济方面的事务，同时我们也要关注经济和环境的问题，谢谢。
蔡旭：
谢谢马丁·李斯先生，他强调了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和就业问题，谢谢。下面请穆罕默德·萨奇布，印度中国经济文化促进会秘书长。
穆罕默德·萨奇布：
谢谢主持人，非常高兴再次来到这里，我之前也来过，参加过两次，学习到了很多。简短地谈一谈全球化以及促进全球化的机构和他们的影响，总体上来说是一个好事情，但是全球化的好处需要平均分配，现在却不是这样的。有一些国家从全球化当中受益比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比其他国家的人要多得多，这是不公平的。这些机构只受几个国家的主导，他们这些国家共同来制定这些机构的规则。比如WTO，在全球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现在是几个国家主导，WTO有时候故意延缓促进贸易的决定。现在出现了一种反全球化的趋势，需要共同努力去改变这种趋势。我们需要促进地区的贸易方面的合作，现在更加把重心放在双边的关系上，推动双边的贸易。所以很大程度上这是不公平的，发展中国家没有受到很好的照顾。这些国家他们在使用自己的这种特权，而没有照顾到全世界各个国家社会的福利。尽管我们在不断地降低关税，但是这种关税去被非关税措施所代替，而这种措施对其他国家要出口来说更加困难，这是不公平的。
第二点，需要建立新的机构，现在我们有了G20，这是非常好的动力，会变得非常现代化。现在G20有的金砖国家，也需要考虑到更加穷的国家，这些国家通常来说都被遗忘了，必须要使它们融入到全球经济当中来，我们需要有这样新的机构来取代旧的机构，现在这种穷困国家的发展需要真正的全球都要注意到，来进行认真的考虑。各个国家之间的合作有的时候是非常自私的，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想法，他们没有考虑到他们自己的邻国或者是合作伙伴，他们所采取的措施只会考虑到自己的利益，尽管他们的发展速度非常快，但是他们在全球经济中受到的保护还是最多，他们经常单边地采取制裁措施或做出单边的决定。现在就可以看到世界上就有这样的情况，我不知道为什么发展中国家没有呼吁对美国进行制裁，因为美国就采取了很多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尤其是在边境的这种检查以及入境方面，对货物采取了很严格的措施，所以我们觉得应该对美国采取制裁措施。我认为各个国家都必须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需求，中国在这方面可以扮演领导的角色，这也是我们非常重的关切，我认为中国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谢谢。
蔡旭：
谢谢您，谢谢穆罕默德·萨奇布先生。他谈到了发展中国家视角的全球化，谢谢萨奇布先生。现在我们请白井均先生，他是日本株式会社日立综合计划研究所取缔役社长。
白井均：
谢谢。刚才谈到了WTO，各国的协议以及投资方面的问题，尤其是我要从私企的方面来谈一谈。WTO极大地促进了全球贸易，使得所有的成员国以最惠国的待遇来参与全球贸易，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从那时候起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非常快，改革速度也很快，他还按照WTO的要求消除了一些贸易障碍，但是多哈会回合停止了，我相信WTO一定继续地去解决国际贸易的一些基本问题，要解决基本问题就要达成一致。在自由贸易区方面还有很多的工作可以做，比如北美的自由贸易区，还有欧盟的整个共同市场都是很好的自由贸易区的体现，现在还有更多的协议，比如区域全面协作伙伴关系，比如说TPP，我们还应该在其他的方面采取进一步措施，比如政府采购、标准的设定等等，我们要推进这些方面的商讨，必须要更加有效率地进行商业方面的操作、运作，以及贸易的进行。我们需要建立一个中小企业的生产网络。我们这个地区即将成为最大的一个贸易地区，比如说亚洲有一些东南亚国家，比如越南、新加坡，包括还有日本，都希望加入这个埃塞（音），就是区域全面协作伙伴关系和TPP，来扩大市场，当然我们需要更多的谈判达成一致，才能够加入，我们也希望调整自己的政策，要实现全球的自由贸易，要实现全球的贸易我们必须务实，要采取现实的态度。我们的政策不能够与WTO的规则相矛盾，而是要支持WTO，来保证各个国家的投资和货物能够尽可能自由地流动。跨国的投资对于跨国公司，对于新兴国家市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能够促进他们的发展，谢谢。
蔡旭：
谢谢白井均先生，他谈到了WTO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谢谢。现在有请葆拉·苏巴基，他是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国际经济研究部主任，现在有请。
葆拉·苏巴基：
谢谢，首先我想感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组织了这一次峰会，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为全球智库进行交流提供了平台。我的话题是世界经济的复杂性以及全球市场和国内经济政策的冲突，尤其是对国家关系的影响。它是我们各个国家的政策制定者需要建立一个框架进行协调，我尽量控制在3分钟之内。全球经济金融危机使我们汲取了很大的教训，现在全球经济更加融合，但是比二十年前也更加复杂，我们的风险增加了，并且成为系统性风险，金融冲击的变化的转变，变得更加迅速以及综合性。我们现在的这个局面，使我们看到必须从中汲取教训，我们也要改变自己的模式，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当中汲取教训。
第二点，有一点非常明显，各个国家的政策制定者调整了他们的政策，比如说QE，来应对危机后的局面，这些政策都关注他们国内的需求和挑战，但是他们却带来了系统性和全球的影响，我们如何管理这种影响？如何避免针锋相对的这种局面，我们需要进行合作来实现再平衡，全球经济仍然处在一个重大的系统性不平衡当中，跟五年前相比，他们仍然处在不平衡当中，必须要看到，像其他代表提到的，G20能够使我们更加有效地处理全球的这些风险和问题。G20是一个工具，现在有一点点失去了动力。从2009年的伦敦峰会开始，所有的经济当时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这些问题是由经济金融危机带来的。现在我们进入了不同的时代，中国进入了经济的头号俱乐部，跟美国一起，但是欧洲却陷入的欧元区的危机，如何去管理这种情况，因为不同的国家面临着不同的挑战和需求，所以我认为G20应该成为一个地区性的论坛，使各个不同的地区能够讨论自己面临的不同的问题，我们要重点关注形成更有效的合作，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我们在相互的监控和同期评估方面做出了一些进步，我们要继续在这种相互评估方面做出改进。谢谢。
蔡旭：
谢谢葆拉·苏巴基女士，现在有请魏本华先生，他是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理事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前副局长。有请魏先生。
魏本华：
谢谢各位来宾，首先允许我感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邀请我参加这次会议，有机会和这些著名的专家分享国际经济格局变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谈谈个人看法，我会限制在3分钟之内。
第一，全球经济一个显著的变化，刚才前面的发言人也谈到，在上个世纪的最后三十年和本世纪的前十年之中，经济全球化确实是持续能够发展，导致全球贸易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各国经济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另外一个特征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在这一个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大大高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在全球经济增长的比例不断提高，我们常说的经济重心东移，向太平洋区域移动，向亚洲国家移动，发展中国家吸引着外商直接投资FDI，以及在全球对外投资和跨国并购中的地位也在稳步上升。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为全球经济复苏所做的贡献也超过了发达国家所做的贡献。
第二个特点，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加强，国际贸易空前发展，在过去十几年中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和双边贸易频频签署，但是多哈回合谈判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WTO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应该推动多哈谈判进展，直至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第三，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将20国集团、G20推上了历史舞台，彰显了G20在全球经济、贸易中的主导作用，即使20存在着缺陷和不足，第一节讨论中，我的老朋友专门谈到G20代表全球GDP85%，毕竟还有15%经济体比较小规模，没有能够包括进来、概括进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G20应该研究。
当然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贸易、金融、规则制定的机构中代表性和话语权，与他们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占比还是不一致的，目前可以说还是被压低，这种状态必须要改变，这也是G20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举一个例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2010年11月5日达成协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增加一倍，至7560亿美元，并将新兴经济和发展中国家，增加大约6%的投票权，同时减少两个欧洲国家的执董席位，并且要求这些决议在2012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之前完成生效手续。但是迄今，因为美国尚未投票，所以以上决议迄今不能够完成，因为重要决议需要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5%投票权同意才能通过，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仍旧享有一国否决权的这种地位。这种问题、这种局面，我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方面要认真地研究，G20作为全球经济规则的主要论坛、平台，应该推动这个事情发展。
我在新加坡东盟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工作一段时间，我认为这也是金融危机以来的一个新的特点。除了全球的这些主要机构之外，区域性的如何建立起自己的防火墙，或者建立起自己对危机的一种救助机制，亚洲在这方面开了一个头，把清迈协议多边化付诸实现，目前清迈协议多边化有2400亿美元承诺，并且建立起起自己的经济监察机构，亚洲国家应该继续努力推动这个机构的发展，因为通过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下面，他们自己的金融救助机制，ESSF，ESM加在一起，六千到七千亿欧元规模，亚洲在这方面实力来讲还有很大的差距，应该继续加强。谢谢主席先生。
蔡旭：
谢谢魏先生。现在请最后一位发言人张燕生先生，他是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请他发言。
张燕生：
谢谢主席先生，非常感谢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这次邀请。我的发言主要想谈一下，曾经在过去20多年，造福于全球经济的发展的三个因素，现在正在变化：
一个就是我们讲的前20多年，开放对我们全球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刚才前面峰会嘉宾都谈到了，现在开放，观察到多边主义现在遇到的更大困难，我们谈的更多，像TPP、TTIP这种大规模的FTA推进在加快。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广大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未来的全球发展中，怎么能够得到他们的发展权益。
另外一个方面，也就是我们现在越来越重视环境、安全、标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谈的非贸易的技术壁垒，对广大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来讲，确确实实带来了一些新的挑战，怎么办？国际社会在技术援助、合作、开发和转让方面，我们应该做什么。另外，大家确实看到，现在全球经济都是比较低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能够看到，各个方面的保护主义，贸易、投资、金融、货币，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能够为下一步全球发展，在开放方面，我们能够在制度上、规则上有所进步。
第二，过去20多年对全球发展发挥作用贡献，就是市场化。一个经济要发展得好，市场和政府的作用，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怎么能够把政府和市场正能量发挥好，但是我们会看到，现在的全球市场化推进过程中，全球治理却严重滞后，我们现在就会涉及到金融的全球化如何为实体经济服务，市场全球化如何能够有利于包容性发展，和生产国际化如何能够帮助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提升他们在全球价值链中间的位置。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也会看到，全球市场化现在带来了更多的一些风险。
第三，过去20多年，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对我们过去20多年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我们现在能够观察到，新一代IT技术在进步过程当中，怎么能够保证全球人民的安全，以及全球的科技进步怎么能够造福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发展，这个方面都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从中国下一步发展来讲，我们能够看到，在开放方面，我们能够预期，中国将从前30年，重视出口，重视招商引资，重视外向型经济的模式，将会转向未来的这种公平、非歧视性的开放型经济，经济的国际化和扩大内需。在市场化方面，我们也能够看到中国下一步它的发展，也就是将会从前三十年，我们说的最多的转轨，未来中国市场化改革，我们将说的最多是规范，未来市场化改革将走向规范、法制、公平、透明，走向与国际规则接轨，高标准的规则接轨。在创新方面，我们能够看到，中国将从前30年，很多的企业都是靠简单模仿，可以看到，整个企业和国家，将走向创造性模仿和创新，在这个方面，中国经过前30年发展，你会发现中国老百姓现在越来越多地愿意买好东西，而不是买便宜的东西。这样，新需求结构将诱导中国创新经济发展。
最后，下一步从国际社会来讲，如何在开放、市场化、创新方面能够有利于发展，尤其包容性、平衡性、可持续性的发展，这个方面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都有着共同责任。下一步全球的发展需要合作，谢谢。
蔡旭：
谢谢张燕生先生，时间控制还是不错，遗憾的是没有办法进行第二轮深入讨论，即便如此，我们仍然进行了非常深入有成果的讨论。感谢所有发言嘉宾，感谢他们精彩的讲话，以及精彩的讨论，这一节的讨论就这样结束了。谢谢。
周文重：
下面这个时段讨论国际政治格局变化与国际关系调整。首先邀请上海国际关系研究院的院长杨洁勉发言。
杨洁勉：
我讲讲未来的大国关系发展，多边化和全球力量对比的变化在不断地深入，现在到了一个调整和重新巩固的时候。所谓的大国指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包括金砖国家，未来有四种发展的可能。首先几个国家选举和领导人换届，这两年都要完成，几个大国提出了自己的发展规划，中国政府提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美国方面积极回应，作为一个研究者，我认为中国希望和其他大国形成五项互动，互相信任，互相支持，中俄之间互相支持，中欧之间互相包容，中国和金砖国家之间的相互拥有和中日之间相互协调。
第二，力量重新组合在增长，美国进行所谓的再平衡政策，亚太地区实施这样的政策，在这个地区的盟友可以支持这一政策，美国也在加大大西洋盟友的协调，包括跨大西洋投资贸易伙伴关系，这是一种从原则上的协调到政策上的协调，比如说有非常具体的议程，讨论建立发展银行和智库理事会，这是金砖国家的发展。
第三，很多大国正在相互协调和竞争，特别是在规则制定和机制建设方面，应该有一系列共同遵守的原则，如何设立这样的原则和进行机制建设是一个问题。
最后，大国之间的关系，合作和竞争的关系都是在并行发展的。谢谢。
周文重：
下面发言请卡内基和平基金会总裁马秀丝，大家欢迎。
马秀丝：
谢谢，美中面临历史性的挑战，过去六百年间，新兴国家挑战守成国家的时候，绝大多数都导致了冲突和战争，为了避免这一点，所以美中关系面临巨大的责任，要做的与之不同。好消息是两国政府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和平发展，美国对此表示赞同，阳光之乡会议是很好开始，也是非常重要的会见，使得这一关系不仅仅是相互交换口径而已。未来关系如何发展，首先双方都应该顾及各国的名义，当然名义非常重要，中国和美国民众互相都抱有深刻的这种不信任感，这也影响到政策决策阶层。所以我们应该在双边关系中取得一些早期收获，使得民众理解我们应该发展良好双边关系，对双方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找到利益的融合点，要更加有建设性和有效合作，中国应该在提出建议方面做得更好。美国方面，美国现在做的，往往在中国看来，他们提出一系列问题，需要中国帮助，所以美国应该更善于倾听中方的回应。对我而言，我认为双方很多共同利益重合地方，包括热点问题朝核、伊核，在这两个问题上，我们有很多共同的利益。核不扩散问题，美国在亚洲作用，我们需要了解相互依存和需求，两国合作应该变成政策，应该加强两军之间的合作，减少相互之间误解，建设紧密的合作关系。美俄之间正在削减核弹头、核武器，中国也可以发挥它的作用。我们希望把这个双边的这种减少核武库努力，变成有中国加入三边努力。
有很多OE问题，我们可以共同合作，我们需要马上开始着手。
周文重：
谈到中美关系今后互动关系当中期待，下面请新西兰亚洲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前国防秘书长、前驻华大使麦康年先生。
麦康年：
谢谢理事长，谢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办这届峰会并邀请我参加。很高兴能够参与这个论坛，我想简单地谈一谈我的看法，关于机制体制建设，以及国际热点。现在我们看见大国之间关系正在发生变化，前面已经讲过，影响到所有的国家，不管大国还是小国，我们欢迎这样的对话，特别是美中对话，在加州进行了很好的会见。刚才也谈到了，我们必须注意到，我们谈论所谓G1、G2、G8、G20，很多国家并不属于这样集团，这些集团是世界上的大国，我们必须记住，我们需要他们能够来做什么，他们是否是可持续的一个存在，对人类社会能够做出怎样的贡献，未来将如何发展。我们希望这些大国能够为国际利益而服务。
关于机制体制问题，基辛格博士昨天说，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以合作为主题的国际发展局势，我们认为机制体制建设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有些存在的机制体制已经历史非常悠久，有一些是二战之后建立的，还有一些是最近20年才建立的，这些都是合作的载体，我们应该很好地评估他们，并且很好地利用他们。关于各国之间的一些纠纷，有些成为一些棘手的问题，我们应该记住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各国应该和平地进行磋商，而不是使用武力来处理这些问题。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些机制体制，来达到这一目的。
第三，亚太地区，我们看到了很多新的发展，有些人认为世界权力的重心在向这个地区转移，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地区有很多积极的发展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我们看到由亚欧、亚洲、拉美等等地区之间的合作、融合，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趋势应该不会持续下去，地区组织应该能够加强，并且促进全球的发展。
最后，跨国的问题，比如说人口贩卖、气候变化，都使我们意识到有些问题是非常困难的，我们需要各个国家，所有人类共同努力来解决，如果我们的政策、机制不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话，我们就不会取得成功。谢谢。
周文重：
他谈到除了大国关系、中美关系之间，讲到地区作用、政治格局变化当中体制机制和规则方面的一些情况。下面请意大利国际政治研究所执行副总裁保罗·马戈理发言。
保罗·马戈理：
感谢主持人，我主要想谈谈地区组织，我主要是回应一下麦康年先生。地区组织在某个地区成立的，包括一些比较弱的国家，他们希望能够从地区合作当中受益，我觉得这是面对三个挑战的一个自动的解决方式，这三个挑战，昨天基辛格博士也谈到了，可以通过内部冲突来解决，同时能够使全球秩序变乱。我们不想进行什么是地区组织的理论性的辩论，我主要是看看我们能够从过去的50年地区的组织发展当中，汲取什么经验，首先我们意识到，我们看到地区当中的霸权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多，或者地区当中的主导国家，比如说非洲，南非就是一个主导国家，在其他地区也有相应的主导国家。而像欧洲或者是拉美这样的地区，没有哪个地区、哪个国家能够承担起这样的角色，比如说拉美的巴西，它自己就面临着很多社会问题。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地区组织，他们处理着不同的问题，经济层面、政治层面，比如说拿拉美来说，拉美在当今世界上是吸引了很多的注意力，比如说最近在巴西举行的游行示威，拉美有着很多不同地区组织，经济方面，还有跨地区组织，他们讨论着不同问题，几天之前，他们又要组织太平洋共同体，这些不同组织有着一些重叠性。即使我们建立了一个更加广阔的涵盖很多国家的这种地区组织，这种组织在执行政策的时候会效率低下，比如说欧盟，他们在执行一个对外政策的时候，需要经过非常多的磋商和协商，所以地区组织必须要充分地去反映这种主流的思想。昨天基辛格博士在他的讲话当中也谈到了这一点。谢谢。
周文重：
下面有请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发言。
弗朗索瓦丝·尼古拉：
感谢主持人，尽管时间有限，花几分钟时间感谢一下组织方邀请我到这里，我很高兴来到北京，尤其参加这次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峰会。我也想谈谈地区组织，但是一开始，我们看到全球事务运作的方式有两个主要改变，第一个就是今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全球影响的中心，在一个多极化的时代，即使有些人不愿意承认，还是看到有些中心的存在。比如今天早上我们听到了要解放经济、主流，或主要经济体的经济提法，我们必须要注意，我们现在是一个多极化的时代，我们要注意这个现实。
第二，各个国家之间相互依赖，这种依赖性变得非常复杂，而且今天上午也有嘉宾提到，我们要看到各个国家，要特别地去宣布，表明他们自己是独立的。各个国家之间有着非常多的相互联系，因为这种信息技术的发展，这种联系越来越紧密。他们有着自己国家的政策，所以这种政策对全球都会有影响。再也没有什么政策可以单单称为独一个国家的政策。这些变化都为现存的全球治理结构带来了非常严峻的挑战，当然地区组织的运作是有一定的规则，使我们的这种机制更加有效。有两个渠道可以使地区组织来改进全球治理结构。
第一，根据我们一些原则，地区组织应该百分之百处理地区问题，如果他们能够处理好这些问题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在全球层面来解决了，但是地区组织也可以为思想的创造做出贡献，他们也可以成为这种思想实验的地方，他们可以为全球的思想交流做出贡献，这是地区组织的一个重要影响。
第二，区域组织、地区组织不一定根据地理划分，当然肯定是大组织一部分，但是地区组织应该更称为是小型组织，也就是小一点这种组织，更加能够为一些问题，为治理结构做出更多的贡献。比如说金砖国家，能够为全球治理做出很大贡献，当然前提是他们相互之间不采取对抗性的政策，所以我认为他们能够在自己的层面上，对全球治理做出很大的贡献。要使金砖国家更加有效，还需要达到一些条件，但是我相信未来是非常有希望的。谢谢。
周文重：
从国际组织无论全球或者地区角度讲了全球政治格局变化的一些特点。下面看看全球政治格局变化还有什么其他特点，下一个发言人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会长史蒂夫。
史蒂夫·欧伦斯：
我们讨论全球政治结构变化的时候，我的结论是脱离政治的一种分析，因为我早上看向窗外的时候，在纽约，周大使、杨院长、孙教授，都去过我在纽约的办公室，还有其他朋友也去过我的办公室，他们都看到非常好景色，就是俯瞰着曼哈顿。每天都能看到景色，自由之塔，北美最高建筑，之前世界贸易中心旁边建立起来，而且每天在提醒着我们，恐怖主义就是我们所面临问题，美国、中国以及全世界需要共同合作，打击那些支持恐怖主义达到目标的人们。
第二，我也看到了华尔街，使我不断地想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而且当时非常困难，才能够从当中走出来，只有我们在贸易、投资方面进行合作，只有我们进行这种地区组织的合作，过去一两天都听到了这样的讨论，只有进行这样的合作，我们才能够实现一个继续增长的世界。
第三，我看到了哈德迅河（音）和自由女神像，2012年之前，我的公寓建在河边，今天说公寓建在河中间，自从桑迪飓风以来，纽约进入到巨大的洪水当中以来，纽约的活力，还有全球变暖问题、气候变化问题，不断地变化，我们要适应全球气候变化。
几个月前，我与美国最高军官进行讨论，他访问了中国，我问他，你认为，美国在太平洋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在座观众肯定会说是中国，他说不是，朝鲜？我猜是不是盗版行为，他说也不是，应该是气候变化。这一点上最需要合作共同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好消息，从我来看，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会长角度来看，这个领域才是美国和中国可以进行最多合作，并且从这个角度上建立习主席和奥巴马总统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自从两国元首在安纳伯格见面以来，我们提出抗击气候变化、保护环境，随着我们不断地推进TPP和其他贸易安排，中国也在不断地开放市场，中国越来越融入全球体系，这是让我们非常乐观的地方，因为我们能够使用，用好新的政治格局来保证一个安全稳定和繁荣的世界。谢谢。
周文重：
在现在这样政治格局变化当中，没有变的很多，变的互相依存度加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需要深入合作。下一个演讲人南非安全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安东·杜·普莱西斯。
安东·杜·普莱西斯：
我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时间有限，因此我们没有办法具体地谈一谈这些问题。讲一讲跨国的犯罪，在非洲大陆，尤其是在西非，有很多的跨国犯罪现象，令人不安。跨国犯罪威胁到非洲以及世界的安全和和平。现在这种犯罪行为已经达到非常危险的水平，最近金融危机已经成了罪犯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我们的执法机构也必须有足够的资金，才能够打击跨国犯罪。跨国犯罪和恐怖分子、恐怖主义以及其他的风险也有关系，但是由于发生了金融危机，我们的执法系统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打击犯罪，现在手机以及因特网技术不断地发展，跨国犯罪的影响也会更加严重化。在最近几年，我们出现了一种新的威胁，一种黑手党式的犯罪团伙，已经在很多国家蔓延，他们的行为处在合法和非法之间，这个界限非常模糊。
南非有一些高级别的政府官员，包括警察部门的人，都被犯罪团伙所渗透，这些对于政策决策者都构成了极大的挑战，非国家实体也给我们构成了很大威胁，他们在推动新的暴力的循环。最近在阿拉伯之春当中，也发现了一些暴力的倾向，如果我们没有有效地统治方式，以及法制的话，没有办法实现发展。这些跨国犯罪已经不再是国内的执法部门，这些问题对于整个国家、整个地区，甚至整个世界都有影响。比如说像糯康当时走私一些核材料，给整个世界构成威胁，必须了解新的威胁性质所在，在这方面智库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不仅仅能够分析威胁，也可以制定各层各级别有效应对政策。
我们在各个领域都有一些厉害相关者，他们可以做出自己的贡献。最后，必须要解决这些跨国犯罪得不到法律制裁的现象。我们应该设立更多的特赦法庭，进行更多的调查，我们应该能够知道在法律政治之间复杂的关系。
周文重：
政治格局转化、变化过程当中，有关国家需要注意处理问题，比如说国际犯罪，国际政治格局变化还有其它一些方面，比如说网络安全、海洋权益这些问题，希望下面几个演讲人能够有所涉及，清华大学国际研究所教授孙哲。
孙哲：
我的解读重新谨慎解读国际格局变化，勇敢地做出中国正确国际选择，我们分析国际格局的时候可以从人民日报，从很多媒体上看到，我们总结的很多特点，比如说权力转移，比如说国际治理的趋同，比如说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我们可以把国际格局看作一座一座建筑物，很具体，东方、西方，但是也可以把它看成一些天气变化。比如说流动的，刚才他讲传统安全，比如说气候变化，所以对于国际格局的变化，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横看成岭侧成峰，我的看法：
第一，我们要非常慎重看待权力转移的概念，不要被他所造成的巨大困惑所困惑。比如说权力转移，大家经常举的是权力转移从发达国家新发展中国家转移，经常见面的例子就是美国占世界GDP，十年以前32%，今天占世界GDP23%。如果反过来看一看，在政治上影响力，是不是发展中国家也收到了权益转移的好处。发展中国家在政治影响力方面，是不是也反衬出我们更伟大、更光荣，更有发展前景。
第二，在军事上，美国的重返亚太，60%的空军和海军，2020年重新布置在亚太地区，很难说权力转移军事上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全部转移，发展中国家能够以更强健的军力抗衡发达国家，对于权力转移存疑。权力转移过多强调结构上平行结构转移，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忽视垂直性，各国内政对外交影响，或者内政和外交已经密不可分，现在这种情况下，造成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可能受到全球很多国家非常关注，利比亚、叙利亚，包括中国是不是能做到十八大以后，美丽中国，环境治理好，食品安全治理好，可能对提高中国影响力，提高中国国际形象，也有很大帮助。所以垂直性，从限制政府权力到人民自我权力成长，这个权力转变，现在也是国际政治应该加以重视的。
第三，流动权力转移，因为议题不一样，所以各个国家在联合国这种平台上，不断地讨论、通过投票、联盟，通过形成各种各样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就各个议题不断地变化立场，所以如果这样看，国际格局变化，有一个流动变化过程，垂直、平行加上流动，国际格局更立体、3D，值得我们反思，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战略选择，首先选择战略背景，中国定义为发展中国家，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跟西方有很多对立、对抗地方，或者不和谐地方。跟周边六个国家有领土、领海整治，台独、藏独、疆独，包括法轮功，对中国政治安全形成很大威胁。这样背景之下，中国做出什么选择，是不是有勇气做出正确选择，我们与谁为伍，外交今后是不是有创新，这是中国需要考虑的问题，特别是军队角色，比如说台湾人，包括美国朋友，经常关心我们的军费，再过十年，我们的军费可能跟美国一样，达到五千亿美元。这种情况下，中国能不能承担全球性的军事担当，有没有一个全球军事战略。大外宣，包括美丽中国或者中国内政建设，如果精神气质提升不起来，我们做的外宣很多都是无用功，所以我的结论是，中国要做非常正确的选择，中国的时代已经到来。我对西方并不迷信，因为大家都在谈中国，因为中国时代已然到来，中国只有通过改变自己，才能更好地影响世界。
周文重：
谢谢孙教授，孙教授刚才对国际政治格局变化做了梳理，增加一些新角度，特别是内政对国际政治格局调整影响。下一个发言人是马来西亚国际关系与策略研究院外交政策及安全研究所所长邓秀岷先生。
邓秀岷：
谢谢主席。各位下午好，各位尊敬来宾，我非常高兴来到这里，以前我也来过，这次再回来，我感到非常高兴，尤其是面对这么多的听众，但是在这里，我也感到非常的难过，我们的所长在上周的时候去世了，他曾经也来过这里。
主席先生，在接下来一分半钟时间当中，我想谈一个观点，关于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看一看一些变化，包括两极化、多极化，我们经常谈这是一些大国责任。我的观点在21世纪的今天是不正确的，我想向大家介绍，我们有必要和一些中等国家打交道，中美两国共治可能是可行的，但是从长远来看，中美共治并不一定能解决本地区的问题，亚洲时代所面临的一些问题要得到解决。这不是由中国或者美国两国可以单独解决的，应该有其他地区国家参与，像韩国、澳大利亚，以及我所在国家马来西亚。所以我的主要观点就是在我们考虑国际权力格局变化的时候，不管战略、政治、经济、政治变化的时候，我们必须和一些中等国家、其他国家一起努力。我们有重要的角色要扮演。
过去20年来，我们看到亚洲的区域支柱都是以东盟为中心的，如果没有东盟的话，这样一个结构就会崩溃。所以我们要加大参与，做出我们的贡献。加大参与这种多边的讨论。最后，这不仅是大国的未来，未来应该是包含所有国家，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谢谢。
周文重：
下面有请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张琏瑰发言。
张琏瑰：
今天很短时间谈谈中国和世界适应问题。21世纪上半叶世界上发生大事，中国和平崛起是最大的事情，因为影响深远，中国经过改革开放30年和平发展，中国已经变成世界上第二个大经济体，同时中国在世界上影响已经越来越大，某种角度来讲，中国正在从地区性大国向世界性强国跃进。中国是不是做好思想准备呢？看一看中国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很难得出这样结论。世界上一些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怀着一种迟疑态度，怀着忐忑不安心情看着中国发展。他们不知道一个崛起的中国未来是什么样的，对他们来讲究竟是福是祸，虽然中国官方、主流媒体，每天在宣传中国在和平崛起，中国不称霸。但是他们不太相信这件事情，因此，他们对未来充满了某种恐惧，这样的话，极端的表现就是不久以前，在一些国家流行的所谓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某种角度来讲，这种理论、观点流行，反映某些国家对中国崛起怀着一种忐忑不安、捉摸不定的矛盾的心情。
中国本身来讲，是不是对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做好准备了呢？现在看起来不一定这样，因为中国150年以来受到屈辱太多，历史经历给中国人心底划上深深刻痕，这样使很多人长期以来很难摆脱受害人心里，一看到世界发生事情，感觉到都是针对中国，好像世界上到处充满敌人、阴谋。甚至有人讲，中国目前已经被敌对势力完全包围了，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关键时刻，他们宣传中美之间必有一战，我感觉到这种看法是不是言过其实了。
我们长期以来生活在冷战时期，有的时候遇到一些具体问题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能够按照邓小平教导，把所有的事情，处理过程当中，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意识形态某些因素，仍然在起作用，这样就使我们在处理某些问题上，在世界上没有引起很好的效果，无论世界也好，还是中国本身也好，相互适应这方面，我们有很多的东西，需要学习。
最后，我想强调一点，如果将来中国真正发展起来了，中国在世界上影响越来越大，那个大，可以肯定地说，不是和谁争来的，而是由于中国发展起来以后，为世界提供了优质公共产品，使全人类受贿，这样的话，我们的影响是自然的，这是一个自然过程，绝对不是向某一个大国或者什么争夺起来。过去苏联的历史教训太深刻了，这需要我们汲取。谢谢。
周文重：
谢谢张教授，重点讲从中国角度，应该怎么看待国际政治格局调整，当中有些什么，当中有些问题从中国角度加以调整和纠正。
最后请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先生发言。
郑永年：
中国作为大国讲两个小观点，讲中国大国责任，大国应付世界性危机，重建世界秩序方面有不可推卸责任。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为了今天为止没有走出这个阴影，我的观察，这些大国大家互相推卸责任，不想承担责任。现在建立体系已经出现问题，联合国世界银行到货币基金组织已经不灵了，很多问题，八国首脑已经开过会，体系也不灵了。世界体系需要改革，谁来改革，中国应该承担一份更大的责任。因为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体系里面其中一个最大既得利益者。中国第二大经济体，各个国际组织中地位在提高，所以我觉得中国不要老去抱怨世界体系，更不要当世界体系反对派，因为你自己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其他小国家应该更多地抱怨，感觉不满，中国应该当改革派，无论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还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都是大国不负责任的结果。如果怎么样最终走出危机，需要中美大国大家互相合作走出来，互相推卸责任，危机只能延续下去。这个意义上讲，今天讲中美之间新型大国关系非常有意义。
第二，中国如何通过更大的开放，促进自身的改革跟进步，因为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很多进步都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昨天李克强总理也强调，中国开放政策一直是推动中国改革的强大动力。我想到现在为止也是一样，中国应该加入TPP、RECP这样新型国际组织，或者正在形成国际组织。昨天李克强总理提到，甚至中国和欧盟也可以谈FTA。对于这样组织，中国应该有态度，中国不要害怕。有些组织开始比较理想，TPP，理想程度降低到合理的水平，中国要意识到任何一个国际组织，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高度依赖情况下，中国不参与，也会邀请中国参与。中国需要态度，不要害怕失败，大英帝国、美国失败也有，中国不要害怕，很多国际事务要组织，不要怕失败，失败被排挤出来，这样大经济体，也是有办法，重新构建自己的世界，中国远远不会走到这一步，现在更多是中国在这个世界体系里运作。
我觉得从世界历史来看，任何一个国家，无论是日本明治维新、中国自己改革开放，对外开放，用外力推动自己的改革和进步，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中国在80年代、90年代，开放是中国改革的动力，90年代，中国加入WTO有一个目标，在这样一个大目标下，中国共产党动员所有的力量，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而奋斗、接轨，改革自己的体系，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今天看来，WTO之后，中国国内既得利益很大了，改革不动。这样情况下，怎么通过开放克服国内既得利益的阻碍，使得中国改革开放，使得中国走出新一步，通过讨论，加入TPP更有意义。中国改革开放使命，中国国际层面重建世界秩序使命是一致的。
周文重：
谢谢郑教授。最后简单总结一下，看看各位有没有纠正、补充。通过这一时段讨论，各位发言人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结论，目前国际政治格局变化出现权力分散化趋势，两极世界变成多极世界，权力分散化肯定是一个趋势。一球多制，一个地球，多种制度，多元共存，这是当前一个现状。具体来讲，是不是可以讲经济全球化、政治上多极化、模式上多样化、文化上多元化，有这种华盛顿模式提法，也有所谓北京模式提法，都不是中国人说，都是外国人说，华人模式、北京模式。今后很关键一条，这样不同的模式腾不能真正做到包容互见、合作共赢，如果能够做到，世界政治格局调整就会向着良性互动健康的方向发展。简单做一个总结，看看各位对我有什么批评或者纠正、补充，作为这一时段讨论的一个结果。没有就这样，到这儿结束。谢谢各位发言人。
杰罗尔德·格林：
开始最后一节讨论，我叫杰罗尔德·格林，来自北京太平洋国际政策理事会，理事会在洛杉矶，今天我们有非常多的有名的嘉宾，包括中国和欧洲以及其他地方的嘉宾，所以非常国际化。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民族国家的国际安排，今天我们有很多问题可以讨论，大家都可以在日程当中看到，12个嘉宾，每个人4分钟，座位顺序开始，第一个是伊恩·邦德，欧洲改革中心外交政策主任。
伊恩·邦德：
非常高兴来到这里，第一次参加这种峰会，95年之后第一次来到北京，很多事情发生了改变，首先要谈一谈民族国家，我们讨论了美中关系，当然美中关系面临着机遇、挑战，我不是一个宿命论者，但是有的时候有崛起中大国的时候总是非常危机的时候，因为有可能会发生冲突，而且政策制定者可能会做出错误的选择，所以我们一定要去避免这样的错误发生。美中在未来世界经济和政治都会是大国，我们如何来处理这种权力，如何它造福全世界。我认为中国和美国在经济上也是相互依赖的，他们之间有一些积极因素。大家可以想想，有的时候，我们会将这两国之间关系与1914年的时候国家关系做比较。
第二，全球机构，我认为我们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全球主要机构，尤其是安理会仍然是以1945年的这种世界眼光，而不是2013年这种眼光看待世界。尤其对于中国、俄罗斯、美国来说，我们应该思考如何重塑联合国安理会，来适应世界上的新兴国家。英国和美国都接受，我们必须要接纳巴西、南非和印度这样的国家进入。现在中国和俄罗斯又是金砖国家的成员，所以没有理由使其他的金砖国家不进入联合国安理会，不成为常任理事长，所以这也意味着我们在剥夺一些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进行讨论的声音。
如果我这些国际结构的话，使它更具有代表性，如何使它依然具有有效性，如何保证他们的效率呢，所以我们就要思考如何使用这种权力。我知道我们曾经都经历过一个阶段，就是美国在某一些问题上，尤其是发生冲突的时候，所采取的策略。欧洲更加关注自己的内部问题，中国和其他的新兴市场国家，似乎还没有准备好向前一步。
我昨天晚上听到唐家璇国务院委员提到干涉问题，这是存在，但是现实是有的时候，如果大国不及时处理得话，那么只会变得更加糟糕，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世界上主要国家，都应该进行对话，如果能做出一些改变的话，那么肯定是聊胜于无的。所以不干涉主义，有的时候事件发生更严重阶段，更大规模介入冲突，最后一点谈到欧洲扮演的角色，这是一个问题，大经济集团现在面临很大问题，不能恰当地扮演他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我希望我们能够走出来。但是因为美国在讨论再平衡，并且将重心放在亚太地区，这也使得我们面临着更多的机遇，也面临着更多的义务，来走上前，承担起更多的责任。
我希望今年随着今年进行一系列的选举，能够使欧盟运作得更加有效，我们希望能够更好地改变欧洲整个近况。谢谢。
杰罗尔德·格林：
现在有请来自法国国际战略研究所的帕斯卡尔·博尼法斯新生。
帕斯卡尔·博尼法斯：
感谢主持人，感谢组织方，这个组织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认为我们过去几十年的变化结束了两极世界，在未来五到十年当中，我们将会迎来新的革命，并且要结束西方世界、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局势。在过去的5个世纪当中，一直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如果我们能够重塑这个世界，使发展中国家获得发展的话，我们就能够思考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结束西方国家的主导。这不是因为西方衰落，而是因为世界其他国家崛起，主要是因为金砖国家，中国、印度、南非，同时希望看到第五个、六个、七个国家崛起，取得世界格局新平衡，现在我们的世界是一个多极的世界，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取得多极的世界进步。面对着这种新的重要变化，西方国家可以否认，或者可以与这种局势进行合作，如果他们否认这种新的世界格局的话，他们会有很多的麻烦。因为我们都在共同地努力，去重塑规则、标准，来制定世界新规则，现在西方世界不再能够单方面地去制定世界的规则和秩序了，我们必须要看到发展中国家的进步，要为他们让出空间。
我们看到成千上万的发展中国家的人们现在正在摆脱贫困，我们必须要为他们的发展做出贡献，我们也必须要共同地努力去处理一些全球的问题，包括像气候变化、跨国犯罪等等，我们生活在一个共同的世界里面，我们必须要和平地相处，使我们的世界更美好。谢谢。
杰罗尔德·格林：
现在我们有请来自德国的汉斯·京特·希尔珀特先生。
汉斯·京特·希尔珀特：
谢谢主持人先生，女士们、先生们，首先我想感谢CCIEE，感谢他们邀请我来这里参加这次峰会，非常荣幸能够来到这里。现在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全球化和和平的关系，事实上这两者之间是有深刻的关系的，这个也是欧洲哲学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我们认为和平是一个自然的产物，尽管它不会自动地实现，尽管有的时候军队会制造暴力，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和平。我们必须要努力地去制止战争，我就要谈谈贸易与战争，以及全球化与和平之间的关系，尽管欧洲国家之间有着很强的贸易联系，还是爆发了一战，当时恩英国、德国的关系是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但是全球化依然是能够促进和平发展的，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我们避免战争的发生。
首先全球化使得人们和政府能够选择和平的行为，全球化能够使我们获得发展，使我们获得自由的市场，它也能够创造和平的相互依赖，各国的企业和贸易，从概念上来说，都会自愿去参与全球经济秩序，人们也能够和平地去参与全球商品和服务的自由流动。全球化也能够推动我们相互之间的理解以及容忍，并且能够加深人与人之间的接触。
第二点，全球化能够使我们不再采取挑衅性的行动，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相互进行投资、进行贸易，我们有着史无前例的非常多的相互接触，所以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我们降低冲突，尤其在促进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方面。我们能够组成相应的集团、贸易组织，这也能够使我们避免一些冲突的发生。有的组织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实行保护主义，自由贸易的发展就能够使得各国政府不去采取这些保护主义的措施，而这种自由贸易也能够降低国与国之间军事冲突的风险。所以我们看到，所以我们看到当时二战的爆发正是因为这种自由贸易的发展受到了限制。
自从十九世纪末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德国、俄国、美国的兴起，他们不再像英国和法国那样支持自由贸易，导致了这种矛盾的积累。所以我想问问大家，我们是愿意和平与其他国家开展贸易，我们愿意选择暴力，仅仅意识到这个问题还是不够的，我们还是要做实际的行动去推动自由的贸易。这对于政治家来说、对普通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谢谢。
杰罗尔德·格林：
现在我们有请来自俄罗斯的纳塔利亚·伊万诺娃女士。
纳塔利亚·伊万诺娃：
谢谢，非常感谢峰会的组织方，我觉得组织的非常好。也为我们提供了对话的机会，谢谢。我想讲两点，第一是关于G20，因为俄罗斯现在是G20的主席国，G20是一个处理全球经济和关系的新的机制。在承担G20主席国的这个过程当中，俄罗斯也提出了一些新问题，首先机构的机制的变化，在两极世界结束之后变得非常缓慢，我们现在有一个多极化的世界，但我们也必须要有新的机制来适应这个全球治理的变化和一个多极化的世界。我们可以看到新的机制之间正在有一些竞争，各个国家、各个经济体以及各个机制之间存在一些竞争，自从新的千年开始，我们也引入了新机制来处理新的问题。比如说金砖国家、G20还有其他的机制，比如说俄罗斯创立了与欧洲的关税联盟，在这些机制当中，G20是我们应对危机的一个机构。
今天早上也有人提到，现在G20也非常成功，在危机的时候，但是现在在危机结束之后，G20也在探索自己新角色，在俄罗斯我们也在进行探索，我们是20国集团、7国集团、8国集团以及金砖国家成员，所以我们可以从多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今年我们是二十国集团的主席，明年是八国集团的主席，在八国集团爱尔兰峰会的时候，我们看到俄罗斯是可以表明自己对于世界政治和经济问题的看法，能够改变议程。现在俄罗斯的二十国集团主席任期期间会发生什么呢，首先我们会举办一个二十国集团的智库论坛，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已经召开了。
我们认为利用智库的作用非常重要，智库可以提供很多好的建议，我们应该把智库的作用涵盖在二十国集团的议程当中。我们同时也看到俄罗斯也倡议在二十国集团之间，创造了一些新机构，包括公民社会，包括企业这些机构，我们会有一些高层次的会晤，根据这些领导人的会晤，我们会创造一些新的二十国集团机构，来探索全球经济新的增长方式，它必须能够包含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发展力。我认为二十国集团已经成为一种VIP智库，这个很重要，但是它不应该仅仅满足于这一角色，它应该成为一个决策的机构。我们认为今后会在这方面有继续的努力的，谢谢。
杰罗尔德·格林：
谢谢，现在请人民大学的金灿荣先生。
金灿荣：
谢谢主席，我想讲的观点是未来十年全球治理的困境会加剧而不是减缓，所以更需要全球合作，所谓全球治理的困境是指未来十年全球治理的需求是上升的，而功能是停滞的，英文表述（英），大概这么一个主要的表现。我想讲四点原因和四个出路，全球治理的困境出现第一个原因应该还是新兴国家集体崛起，总体是一个好事，对世界应该是一个好事，但是它有一个物理的结果，全球治理需求上升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全球治理比较困难的原因，未来一段时间，世界经济将比较长期地进入一个下行阶段。这个观点是摩根斯坦利的亚洲区主任，现在是耶鲁大学教授斯蒂芬·罗斯（音）提出来，我个人赞成这个观点。2008年到2025年，很有可能人类会经历一个极长将近20年下行期，这个就给治理造成了困难。
第三，全球政治觉醒，提出这个概念是战略展望当中指出来，现在全世界发生四件事情，各个地方年轻人都从农村跑到城里去，城市化，各个地方在普及教育，中产阶级在上升。
第四，网络化，把四个事情合在一起，全世界各地人们政治觉悟提高，对政府压力提高。政府如果满足不了，群众就示威，最近巴西最近很挠头，世界杯可能办不了，有可能移到北京来，让中国人享受一下。经济往下走，政治走向坏的趋势，曲线一交叉非常不利。
欧洲美国经济困境，欧盟在过去半个世纪，全球治理方面起到领导作用。现在欧盟本身又面临困难，所以领导力就下降了。美国过去也是领导者，现在美国有财政困难。这是几个原因。
解决办法也是四点。
第一，包括中国在内新兴国家，要在全球治理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这里有一个好消息，中国在十八大里面写到，中国从现在开始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中国是愿意做更多贡献。这是全球治理的一个好消息。
第二，大国合作，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提的新型大国关系很重要。
第三，充分发挥中等强国作用。中等强国比大国多，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等，都可以发挥作用，充分发挥中等强国在全球治理作用。
第四，充分发挥现有国际组织的作用。
从中国角度来讲，未来全球治理很好的品牌应该还是G20，G20还是一个非常好的品牌，应该加强。谢谢。
杰罗尔德·格林：
现在请联合国副秘书长彼得·劳恩斯基先生。
彼得·劳恩斯基：
我也想和其他发言人一起感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感谢他们的热情接待。我可以跟大家讲讲国际经济所面临的挑战，联合国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首先，南方国家的崛起，虚拟社区、网络社区增长，根据最新的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在150年当中，巴西、印度、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达到了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以及美国这些老牌工业化国家的总量。这会改变国际社会的环境，新兴市场将会扮演越来越大的作用，对于推动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会发挥重要作用，而中国在其中也会扮演关键的作用。
第二，有数亿人，他们通过网络进行相互的通讯，他们能够通过网络进行实时的通讯，这些通讯在分享信息方面有的时候能比政府走得更早一步，因此会出现一些组织。在联合国我们也发现，各个国家在这方面有一些不同的反应，我们发现在和平发展问题上，在人权、在安全、在反对对妇女施暴方面、在气候变化方面都是如此。中国在这方面也是很大地利用了网络的舆论，在中国有微博，现代的中国人通过微博表达对于更美好世界的一个美好愿景，所以听到民众的声音非常得重要。
很多国家也通过一些社交网络、通过多语种的社会、社交网络来和各种人交流，包括facebook、推特等等，包括中国的微博等等等等。联合国也开了一个微博的帐户，我们的支持者关注人数有4亿。在上周北京科技大学的一位学生有幸成为我们的第4亿名支持者，我们的秘书长也向他颁发了一个证书。在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联合国会确保我们会和各国的人民进行接触和交流，不会只限于几个国家，我们的联合国公共信息和宣传部门会确保这一点，我们的机构和大概全世界1000个学术机构建立了联系，这些机构来自世界上120个国家。我们和一些影视人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包括纪录片的、电影的以及动画片的，希望他们能够通过他们的作品来宣传联合国。
最后，我们还看到年轻人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全世界72亿人口当中，年轻人的比例还比较少，年轻人的心声应该得到聆听，联合国会找到新途径和年轻人建立起联系，我们的联合国秘书长刚刚委任了一位新的年轻人的特使，我们会促进联合国和年轻人之间的交流。我们会支持青年事务特使的工作。
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关系到和平安全以及人权，以及发展道路，这是联合国工作的三大支柱。联合国在五十个国家同时进行和政府、民间机构的交流，希望帮他们制定2015年之后可持续发展的议程。因为2015年也是千年发展目标的截止期，这些2015年之后的议程非常重要，不仅能够帮助数百万、数亿人的生活得到改善，而且能够为未来的人们造福。我们有全球性的讨论，这里我想着重谈一谈中国的贡献，中国在发展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能够为其他国家的发展提供一些借鉴和指导。
昨天在开幕式上面我说过，中国人口占全球人口的1/5，他们的诉求世界的发展很重要，中国在全球寻找发展道路的进程当中扮演着重要作用，我们非常高兴地听到，在之前中国政府也明确表明对额联合国的支持，支持联合国的工作。谢谢。
杰罗尔德·格林：
下面请李向阳，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
李向阳：
谢谢，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邀请。我想谈一点，为了应对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发达国家正重塑全球秩序，具体来说就是以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关系协定为标志，发达国家正在给市场重建未来的秩序。
第一点，为什么这么说，对TTIP的动机，很多人把他归结为金融危机以后欧美的抱团取暖也好、解决经济疲软也好，但是有一点不容否认，应对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去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IT曾经出了一个2030年的全球格局报告，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结论，2030年的时候非OECD国家第一次超过OECD国家，这是过去三百年历史上从来没出现的现象，也就是说发达国家在未来的经济规模份额将要低于发展中国家，如何在经济规模占劣势的情况下，继续控制或者是主导现行的国际秩序，这是所有发达国家面临着最大的一个问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几年前欧洲还在忙着东扩来应对美国的霸权，而在几年以后，美欧又走到了一起。
第二，就是TTIP一旦美欧取得进展，它可以进一步扩展到其他发达国家，其中第一个可能性加入的改变日本，因为日本决定加入TPP之后，日本的参与跟其他发达国家进行自贸区谈判的国内障碍实际上消除了。我们也看到日本宣布加入TPP之后马上启动日欧之间的自贸区谈判，日本如果同时加入TPP跟日欧，实际上可能形成美日欧三大经济体，来成为一个独立的自贸区。而对于TTIP，按照美欧现在的说法，是要制定二十一世纪的全球贸易规则，所以很多西方媒体称之为“经济北约”，他们认为现在的经济秩序已经无法适应现在的全球化也好、后危机时代的挑战，需要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平台。
一旦这样的平台建立起来，它的影响可能至少有两点值得我们关注，第一点，现行的WTO、IMF，这样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经济体系有可能会被架空，甚至变成名存实亡。相反，发达国家会把全球的平台放在未来的TTIP之上。
第二点，对中国的影响，对中国来说，在中国的和平崛起实际上在制度、在国际秩序层面就出现面对一个巨大的制约。在周边我们看到，以TPP为主导的，亚洲地区的合作，逐渐由美国来主导TPP这个方向发展。在全球层面就是TTIP。因此，我们说我们谈亚洲事例也好，谈全球经济重心东移也好，谈新兴经济体和平崛起也好，我们一定要关注需要关注的，就是发达国家在面对新兴经济体崛起的情况下，绝不会自动地放弃对全球经济秩序和全球规则的控制权，这也是新兴经济体，包括中国在内面对的全新的挑战。谢谢。
杰罗尔德·格林：
下面请倪世雄，复旦大学。
倪世雄：
我来自上海复旦大学，首先对国经中心对我的邀请表示衷心地感谢。我们这一轮主题是“国际关系调整中的机遇”我认为最大的机遇是建立新型国家关系，特别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成为一种需要和可能。就中美新型的国家关系谈三点：
第一，要不要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回答是要。
第二，能不能建立，回答是能。
第三，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难不难？回答是难。
为什么需要？过去的二十年当中，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经历了两次历史的跨越和转型。第一次是从对抗的冷战时代进入合作冷战后新时代。从充满着动乱的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一次冷战，这个充满着希望的憧憬的二十一世纪。两次历史性的转型和变化，使得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一种新的历史潮流。是时候要走出冷战的惯性，走出历史的惯性，打破传统国与新型国特别是大国关系间的冲突对抗、博弈的旧的模式。因此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新时代的需要，是符合历史的潮流的，是符合世界发展的大势的。我甚至可以大胆地设想，二十一世纪物质奖成为构建新型国家关系，特别是新型中美关系的时代。
第二，因为中美关系建交三十年来，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构建新型中美关系不是从零开始。在过去的三十多年当中，中美之间高层进行了密切的接触，外交发展了战略对话，合作保持了发展的良好的势头，民间保持密切往来。在这个基础上，完全有可能进一步努力去构建新型中美大国关系。
第三，难在互信，互信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中美关系这几年出现一种新的双重性，越发展越困难，越成熟越复杂，我觉得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这二十多年，整个国际形势尽管出现变化，但是基本存在一个转型、过渡、交接的时候，所以冷战的思维、冷战的惯性明确存在，影响中美两国对对方战略意图看法，影响中美两国决策层基本看法，甚至影响对方民众基本看法。需要花力气、时间减缓缓解消除冷战的影响和思维。
这几年美国战略东移，和中国迅速崛起，在2010年，美国的战略调整期和中国的战略机遇期碰撞，碰撞的结果，这几年来相互的一种战略猜疑比以前严重了，中国猜疑美国是不是东移针对中国，围堵中国，美国猜疑中国迅速崛起是不是威胁美国，要取代美国。这种新出现的严重的战略猜疑，对中美关系提出了严峻挑战，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设置很多障碍，两国政府要花很大的力气，两国人民还要做很多工作，去缓解这种战略猜疑。
这次习近平和奥巴马的庄园会晤具有重大意义，特别是他提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就是三条，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三条提的非常好，非常及时、非常全面。庄园会晤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助入新的活力、提出新的方向，中美创建新型大国关系新阶段，还是有希望。谢谢主席。
杰罗尔德·格林：
下面请曲星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曲星：
谢谢主席，大家好。国际关系现在进入重要调整，有这么几个主要特点。
第一，目前世界发达国家正在经历经济危机和政治上反思，经济危机和政治反思最根本一点，我们目前生活方式还能够持续多久，为什么我们的制度会导致这样的大国经济危机？
第二，西亚北非地区进行剧烈的社会转型，长远来看，社会转型给社会带来必将是进步意义。短期、中期来看，动荡、冲突难以平静。
第三，世界经济艰难复苏，世界经济在复苏，但是复苏过程非常艰难。根据国际最权威机构对去年经济总结，2012年经济，世界宏观增长率连续三年在下降，它的贸易和投资实际上环比下降50%，主要经济体主权债务危机在加深。美国主权债务危机，主权债务负债率，今年年底达到将近120%，OECD国家平均107%。欧盟国家应该是90%，可能已经达到240%，所以下一步采取量化宽松措施，下一步发展有很多未知因素在里面。第四，世界经济治理机制正在发生非常重要变化，非常重要体现，八国集团到20国集团转变。
第五，发展中国家相对高速增长，尽管受到外部影响，发展中国家三到四年，增长率环比在下降，总体上讲，增长率还相对比较高。引出一个问题，发达国家是不是在衰退、衰弱，答案是否定，尽管增长率比较低，但是非常庞大经济基础，比较低的增长率，产生产值比较高，比较完备基础设施，大量高素质研发人才，大量尖端技术，而且非常强大军力，断言发达国家在衰落事实并不可靠。
世界经济比例，新兴发展中国家比例在上升，比较突出是中国，中国究竟还是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国际上很多国家在提这样问题，如果从经济总量来看的话，中国经济总量在八国集团超过七个国家，很难放到发展中国家看。如果以衡量一个国家的基本指标来看，三个产业的比例，比如说城市化率、人均受教育年限，研发投入这些指标放进去，中国还是具备发展中国家这些指标。
中国怎么样处理和世界关系是大家问的比较多问题，倪世雄教授讲到，大国关系，新兴国家和守成大国关系，新型大国关系，理念上要坚信过去历史情况不会再出现。从合作上要拓展，现在面临问题非常多，合作领域非常宽广，矛盾没有办法回避，但是进行管控。中国怎么处理与邻国沿海国家，非常简单，这次中共十八大，中共新的领导集体外交领域非常重要概念就是共赢，过去就有共赢，现在进行非常大提升。共赢不难找到解决出路，坐下谈，如果谈不出结果，共同开发。这是常务实的思路，中国根据这种思路，陆上领土90%这样解决。国际关系调整带来什么机遇，危机就是危险和机遇构成。带来非常多机遇，比如说国际经济危机发生，迫使西方这些发达国家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再工业化趋势，而使发展中国家，中国进行结构调整，经济外贸拉动，变成更多的内需驱动，这样经济抗风险能力更加强。对国家关系之间的思考，由于发生这样变化，中国提出来新型大国关系，得到美国积极回应，合作会创造很多机遇，这样机遇非常多，由于时间关系就谈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杰罗尔德·格林：
还有三个发言人，现在请巴西圣保罗大学的里卡多·赛内斯先生。
里卡多·赛内斯：
世界杯明年在巴西举行，从这里开始，世界杯一定要在巴西举行的。谢谢CCIEE邀请我来到这里，非常高兴来到这里，不仅仅参加这次峰会，同时又机会访问中国。我觉得我在这方面非常有兴趣参与全球事务讨论。全球政治机构确实要有能力去处理这种全球挑战，冷战后的世界并没有使我们有条件能够重建国际机构，来管理全球的问题，这和一战后、二战后的世界情况不一样，以前大战结束后，各个主要国家的领导人，都会坐在一起讨论新的规则，建立新的机构，来管理未来一个时期的世界事务，但是在世界冷战结束后，我们并没有看到这样的局面，我们仍然面临着许多的问题。
有一点很清楚，我们所面临的政治挑战非常严峻，我们总是在讨论全球化，讨论着商贸流通的家具，讨论着中产阶级的兴起，这些都是好消息。但是除此之外，国际关系仍然有一些非常基本的问题，比如说战争、失败国家、一些国际政治机构的低效，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我是来自巴西，我们有两个邻国面临着这个游击战的问题，游击战的问题就是与一些武器贩卖的组织相关的，除了这个问题之外，我们还有一些政治的不稳定。
当我们把这些话题联系到一起的时候，放到一起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具有戏剧化的场景。我并不是非常悲观，也不是想发出现实主义者的论调，但是如果悲观地看的话，我们会面临着能源的短缺、电力的不足，我们需要使各国的经济进行协调，需要拥有更多的自然资源，当然我们都还没有达到这个阶段了，我们需要解决自然资源短缺的问题。以免出现危机，乐观来看，我就认为地区组织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当然这并不是说全球机构是不重要的。但是我们要想想如何能够使这个地区组织和全球组织进行协调，我想联合国在这里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实践，如何能够将联合国的角色与一些地区组织的角色联系起来，如何才能够使世界银行的角色，与一些地区的经济组织联系起来。我们能够在未来引入一些新的想法，我们也知道，我们要进行重要的联合国改革，但是却失败了。我们提出了改革的倡议，但是却没有能够实现。
最后，总结一下我们业面临着领导阶层问题，要拥有新的全球的机构，我们也要仔细地想想谁能够来领导这些机构，谁能够推动它的改革。在全球机构方面，更多的是美国、欧洲在进行领导，但是他们自己也需要经历这样的改革进程。像金砖国家的话，比如说中国，中国也是一个领导阶层，占据着领导地位，但是我们也很难去改变。但是在非洲国家却是非常穷困，很难去推动任何的改革。那么我希望更加现实一些，而不是完全是悲观者的论调。我希望能够看到全球政治安全机构的改革。谢谢。
杰罗尔德·格林：
来自意大利的斯特凡诺·西尔韦斯特里先生。
斯特凡诺·西尔韦斯特里：
谢谢主持人，感谢CCIEE，感谢邀请我来到这个有意思的场合，我们都在讨论同样的问题。从一方面来说，我们经济和社会之间相互联系，另外一方面来说，也是因为国际政治、国际治理结构的低效。我们需要去处理一个迅速变化的全球全力平衡的局面，如果将三个因素放到一起考虑的话，希望能够避免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如果能够实现这目标的话，我们也许能够保证安全。之前大家也清楚地谈到，我们有一些低层次，但是却是跨国的威胁。
之前的嘉宾谈到，一些黑手党，还有一些犯罪行为、恐怖主义，还有教派、派别之间的战争。从一方面加大了国际和平的危险，也降低了我们的内部和平的可持续性，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如何才能够有新的国际协议来进行全球治理呢？看看G20在做什么，G20被称为是一个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的研究中心，尽管大家都在大谈、特谈，但是他们的决定却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有的时候八国集团比G20还更为有效呢，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标志。我认为我们应该有的时候采取更加紧急的措施，我们应该用现有的资源，去管控现在的危机。我们现在的资源有的时候是来自于那些经济恢复速度不快的国家，那么他们就越来越不适合承担起全球责任的角色，那么我们就必须要选择让这些危机不受管控地继续蔓延，还是相反。我想我们一定是要抓住这些危机的。尽管我们不一定会非常的乐观，但是我们还是要去抓住这些危机。
我们可以共同承担一些责任，并且朝着这个方向最终实现良秩。一些区域性安排可能有助于推动这一进程，比如说TPP，以及欧盟中国贸易协定、东盟等等，贸易投资等等都有可能发挥作用。如果这是对多哈回合失败的一个弥补的话，我们必须认识到地区的安排并不一定最终能够使得各个地区之间有很好的协调。谢谢。
杰罗尔德·格林：
最后请王丰先生来发言，他是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王丰：
谢谢主席，谢谢听众，谢谢你们的耐心能够待到最后。作为智库经常会碰到一个困境，那就是如何向政府提供应对危机的一些战略。另外一方面，也要考虑长期的做法。主要谈一个问题，为什么今天来到这里？哪些领域应该值得我们关注，具体人口不平衡，北方国家、南方国家之间不平衡，人与人，每代人之间的不平衡，首先关于北南国家不平衡，我们看到全球经济增长趋势，现在这个经济中心已经从发达经济体转到了亚洲、中国，现在又转到了非洲的国家，这方面人口因素很重要。我们在100年当中，将全球平均人口的预期寿命，从35岁提高到70岁，如果没有这些预期寿命的增长，以及妇幼保健方面指数上升，我们不会有今天成就，我们没有办法产生创新的动力，来推动我们的利益。这种人口的力量，也使得一些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增速降低，因为昨天我们也听到，在非洲、在巴西、在印度，他们的人口结构在促进经济增长，而在中国人口因素却造成了增长的减少，这也是关系到一个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关系。所以人们要更多地考虑劳动力流动问题。
另外一个根本性因素，对于全球的和平和稳定会有直接关系的，就是全球的不平衡，现在年纪比较大的人口，他们获得的全球财富越来越多，所占比例越来越高，而年轻人所占比例非常的低，有两种示威方式，我们看到在圣保罗有一些示威，或者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也发生了示威，去年在阿拉伯国家发生了很多示威，很多国家他们的生育率都非常低。如果想要实现世界和平的话，政策决策者必须要打破代继的障碍，改善代与代之间的关系。在美国，我们要改革社会保障，在中国要建立并且改善一个非常初级的社会保障网。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杰罗尔德·格林：
最后做一个总结，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嘉宾都是以一种非常有序的视角在看待一个无序的世界，他们想在从这个无序的世界当中找到应对挑战的办法。我想感谢我们的同传，做得非常好。